梁国勇：我们正在见证处在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也将见证走向十字路口的中国发展。“新冷战”不可取，“新伙伴”不现实，“新关系”是否可行？

自2018年7月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 500亿美元的关税措施已经生效，后续2000亿美元的清单也已走完听证程序。数月以来，两国间的正式谈判陷于停滞。最新消息显示，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应邀于8月22至23日率团访美，与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建设性、坦诚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中方的新闻稿显示“中美双方将就下一步安排保持接触”，而美方则表示“将向更高级别官员汇报”。对双方而言，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将是谈判路线图的拟定和高级别谈判的重启。

虽然转机初现，挑战仍然极大。达成最终协议的难点在哪里，如何才是中美贸易战的和解之道？ 解铃还须系铃人 —— 问题的解决首先还是在于对现状不满并试图改变的一方。美方应该见好就收，确定现实可行的谈判诉求，避免因“狮子大开口”而错失良机。同时，中方不妨以退为进，通过短期有利于人的让步获得长期有利于我的结果。其实，贸易战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停止贸易战对双方都是重大利益所在。

对中国来说，更可以将中美贸易博弈作为推动对外开放、促进内部改革的动力，通过构建一个新的、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架构进而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国长远、健康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

中美经贸关系：如何避免“压舱石”变成“暗礁”？

今夏，世界经济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贸易战于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开打，并可能全面升级。7月6日，美国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另外160亿美元的关税措施也已于8月23日生效。7月11日，美国还公布了20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计划加征10%的关税，随后又威胁将幅度提高至25%。针对这两轮关税措施，中方“以牙还牙”，采取了必要的反制措施。

7月的贸易数据显示，在好于预期的整体外贸环境下，中美双边贸易呈弱化趋势：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从上月的19.7%降至19.3%；自美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则从7.8%降至7.2%。由于时滞效应，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将在随后几个月进一步显现出来。8月2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始就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具体可能于随后几个月出台。

美方第2轮攻势的规模五倍于第1轮，其实施将使中国一半的对美出口置于贸易战的炮火之下。如何应对贸易战冲击、保持经济稳定，已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背景下，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的判断，提出了“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的要求，这是非常及时的。“六稳”的核心问题是稳外贸。贸易战如果升级，难免对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显著冲击，并影响就业和金融等方面的稳定。另外，稳外资和稳外贸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如果高关税持续，加之原有的成本上涨压力，更多的企业会将生产外迁。考虑到外资企业仍占中国出口的四成，贸易战可能对外资带来的间接冲击也不可低估。

 

在中美双方经过一番旗鼓相当的较量之后，这一判断仍然有效。加征关税已有一段时间，现在可以对贸易战的客观影响进行初步评估，以期有效应对。除此之外，对中国而言还有三方面的现实考量。首先，中美出口规模差别很大，贸易战的“弹药库”不对等，向更大的范围“经济战”升级也非明智之举。

其次，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背景决定了，现在双方对贸易战冲击表现出来的“承受力”有所差别。再次，在美国一对多挑起贸易战的情况下，应战者无法联合抗敌，有的已率先妥协，如欧盟。

当然，搬起贸易战石头的美国也难免砸到自己的脚：美国政府承诺向利益受损的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补贴，贸易战对美国出口部门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听证会上的反对声浪也反映了美国企业界对贸易战的担忧和不满；最近两次美联储FOMC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与贸易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剧，全球贸易争端可能伤害美国经济。

显然，在500亿关税已来、2000亿关税（中国对美反制措施规模为600亿美元）未到的时间窗口，中美双方应尽量重启谈判，实现和解。应努力避免贸易战演变成持久战、消耗战，“边打边谈”、熬过中期选举的想法并非理性。下一步的几个时间节点值得关注：一是听证会结束后，2000亿关税措施的具体情况和实施时间；二是本轮工作层面、试探性磋商的后续接触情况和拟定谈判日期；三是11月12-18日的APEC峰会和11月30日-12月1日的G20峰会。

如果双方能在拟定的2000亿关税实施日之前达成协议，则可化干戈为玉帛。11月中旬以后，美国中期选举业已结束，多边峰会之际两国领导人可能举行的双边会面也将为双方贸易和解提供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