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面对持续多年的多边困局，主要发达经济体在自由贸易方面的努力并未停止，而是更多地通过多边层面之外的谈判进行推动。特别是美国，10年来一直致力于引领全球贸易体系的变革。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一脉相承的是抛开多边体系另起炉灶，但具体做法又有明显不同。奥巴马政府重视区域层面，因此有了TPP和TTIP的所谓“两洋战略”；而特朗普的贸易团队则侧重双边层面，通过实施“双边战略”力求在一对一的谈判中发挥优势，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对于贸易摩擦和分歧，前者主要还是在多边规则框架内解决问题，后者则奉行单边主义，强调“美国优先”，挑战原有制度安排，不惜大打贸易战。

美国现在的四面出击并非意味着多方数敌。在对中国坚持强硬立场的同时，美国选择了与欧盟和解。奥巴马时代推出的TTIP因为涵盖了贸易和投资，不可避免地面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这一棘手问题，因而使谈判陷入僵局。而现在的方向更加专注，相对较容易取得突破。美日之间尚处于美国退出TPP后的“修复期”，但在欧日协定达成后，美国已向日本抛出了自贸谈判的“橄榄枝”。

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自贸安排破局，多边贸易体系将进一步边缘化，其对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大打折扣。

另外，发达经济体试图引领的WTO规则改革专注于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等问题，这对中国亦非好消息。无论对于长远自贸战略的制定，还是短期贸易战的应对，这两方面的影响都值得中国重视。

贸易和解之道：美国见好就收，中国以退为进？

在全球体系和双边关系的变局中探索中美经济之间的“新均衡”，就经贸谈经贸是比较理想的场景。然而，这难免面临干扰：其一、非经济问题可能干扰经济逻辑，如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其二、短期利益考量可能干扰长期战略思考，如对贸易战直接影响的简单化估算和战略性低估；其三、道德制高点的优势可能干扰达成妥协的意愿，这在内部沟通较之外部交流中更容易表现出来。

探索两国经济“新均衡”和贸易和解之道，中国和美国都必须面对双方的立场差异。特朗普及其国际经济团队在理念上强调所谓“自由而公平的贸易”，政策层面则强调双边谈判，并设定了零关税、零非关税贸易壁垒、零补贴的“三零”目标。针对中国，他们关注所谓“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在近期磋商的新闻简报上，美方还特别强调了“公平、平衡、互惠”的经济关系。

反观中国，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可预见的、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贸易安排，而这既需要开放的外部市场，也离不开公平的经贸规则。

客观地讲，美国要的“公平”和中国要的“发展”其实并不矛盾，而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也同为两国所认可，因而双方应该可以找到足够的交集以达成共识。

关键问题是如何对“现状”作出两方都认可的必要改变。美方是主动的一方，因此其诉求是影响谈判结果最重要的因素。5月份首轮谈判美方开出的要求清单是否会调整仍有待观察，哪些是决定性内容也需要分析。但在此“非和即战”的关键时刻，美方应见好就收，确定现实可行的谈判诉求。可能列在清单上的要求很多，例如取消产业补贴、削减过剩产能、停止所谓“强制技术转让”、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增加自美进口、避免人民币汇率贬值等。这

些要求中，有的是中国可以接受乃至乐意为之的，如去工业产能、稳定人民币汇率等；有的方向一致，双方分歧在于程度和节奏，如增加进口、降低关税、开放金融市场等；还有一些问题双方的观点背道而驰，如产业政策、国有企业、云计算市场开放等。谈判难点显然在后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