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说，要关注人口负增长，但并不需要过于悲观，核心是创造条件，让其他因素也发生变化，用质量替代数量，用生产力替代要素投入。

据澎湃新闻报道，蔡昉认为，当前的人口负增长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它是不可逆的，“从此之后，我国人口就是每年都会减少，或许个别年份会出现一点小波动，但这一趋势不可改变。”他特别强调，中国已不是走向老龄，而是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其中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人口负增长，一个是老龄化跨越了关键的节点。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从高到低的变化的过程在全世界普遍发生着，人类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也就越低，这是直接相关的。然而，中国特殊的国情让人口负增长变得有些复杂和紧迫。蔡昉指出，中国有未富先老的过程，生育率下降、老龄化、人口转入负增长都来得比人均收入水平阶段早一些，同时也比此前预期要早。“未富先老和不期而至两者叠加带来了额外的挑战，需要高度重视。”

蔡昉进一步指出，更深度的老龄化带来的一个新的冲击——需求侧冲击，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化制约，不是周期性，国际称之为“长期停滞”，其标志性表现是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负债率。这些因素或许因疫情、通货膨胀有所改变，但最终还有可能回到本身发展线，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当然，中国会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一定的特征，而中国的应对策略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供给侧的目标是挖掘生产要素的供给，让劳动力更充分，资本使用得更有效率，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而需求侧，最核心的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蔡昉看来，人口存量可以提供更多的机遇。9亿多的劳动年龄人口等既是劳动力供给的源泉，也是消费市场的基础，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提高了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国内大循环也就更具有可持续的动力与可靠性。

谈及“创造性破坏”方面，蔡昉认为，未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更多地靠创造性破坏。而创造性破坏可以破坏落后产业，可以破坏没有生产力的企业、过剩的产能，甚至一些不再应该存在的岗位，但是不能破坏人。因此，需要建立一个覆盖全民、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它可以从社会层面保护住所有的人，让微观层面不再需要保护落后。

蔡昉说，人口负增长、老龄化改变了一些东西，如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的含义是，劳动年龄人口能够支撑多少退休人员。人口抚养比在逐渐地变化，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少，退休人员越来越多，两者之间的比例就发生了变化。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抚养比发生变化更快。这根本地改变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还具有现收现付的性质，在人口抚养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度就不可持续了，养老保险必须要有新的认识与新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