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经翰的评价非常中肯，确实如此。

为什么社会冲突和香港政府都无法改变香港的困局？因为香港社会不存在对香港深层次问题的共识，香港政府更是既得利益结构的持份者和保护伞，不会打破自己的金饭碗，更遑论推动“结构改革”。既然如此，彻底信奉并享受着自由放任经济提供利益的群体为什么要担忧香港会自己改变既有格局？当然，大家都没有想像到这一次反修例冲突会激发中央政府的介入，在过程中会对大企业如此不客气，当中亦呈现了中央对香港的稳定重视到不惜打破现有的经济运行传统。其实，如果中央意识到香港的深层次结构困局如此严重，它会出台更为“激进”的政策，香港的既得利益结构将会首当其冲。只可惜这些大企业对香港的深层次挑战一直视而不见，只顾自己赚钱，香港政府又鼠目寸光，根本不愿意看见也不考虑其他持份者的利益，才会让局面发展到如此地步。

香港的既得利益结构就是改革的对象——要达到这种共识，首先是要社会对香港的深层次结构困局有所掌握。当示威者为了维持示威的动能，将焦点放到警权，甚至水货客、智慧灯柱、无理解雇、性骚扰、警犬权益、过期催泪弹等议题上，很可能就是自己将焦点转移，继续在表象议题上打转，对深层次结构和既得利益格局视而不见，甚至是不愿意对自由放任经济进行指责。这样的诉求就是线性的，根本没有提出结构层面的质问，亦无法将警觉延伸到解决核心问题。

事实上，中央政府至今的干预只是一种对既得利益群体的“轻敲碎打”，顶多就是不太给大商家面子。当更多香港人无法接受大企业的“随心所欲”，社会冲突不再只是朝向政府，还包括这些大企业，这种市民的反噬迟早会让香港的企业环境彻底改变，到时候，代表既得利益发言的社会精英会否更倾向接受中央政府的轻敲碎打？今天中央政府的动作反映了它毫无顾忌，提早让大财团们不能“为所欲为”，同时也解释了市民至今依然有所顾忌，不习惯用阶级诉求来说明问题。

当“人民战争”指向既得利益

在同一天，练乙铮先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提到“人民战争”，提法很精辟，但他的认识或许只流于表象，甚至搞错对象。骤眼看来，香港现在的社会冲突似是针对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那是因为大家将焦点放到修订《逃犯条例》上。如果只是这样，事情就比较简单，但却解释不了为什么港府已经终止修例，中央也认同其做法，示威者达到了目的，骚乱却依然持续？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示威者“醉翁之意”，因为更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怨气与怒气都未消，因而社会动乱将会层出不穷。不论是“和平占中”，还是“鱼蛋革命”、“反修例”，都只是“借口”，关键是如果产生怨气、继而转换成怒气的环境没有改变，骚乱就不会停止。当大家意识到“人民战争”的矛头，开始直面深层次矛盾，挑战的将会是既得利益群体与结构，到时候鼓吹自由放任经济的专家学者，包括练乙铮和郑经翰，不知道他们有否想像过“人民战争”的对象又将会是谁？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愤怒的人民可能会一时冲动，但不会长时间错误指向，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香港政府为什么会失去市民的信任，归根究柢是错误认识经济发展的意义，以为支持商界就支持了经济发展，没有意识到经济是为了服务市民的福祉，如果商界在获得支持之后没有让市民得益，就必须改革。事实证明对商界的放任支援只会制造社会冲突，甚至不符合商界长远利益，更遑论服务市民。

中央政府以往认为“一国两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香港政府与商界就能够保证香港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结果是鼓励了“官商共治”，甚至异化为“官商勾结”时不自知，糟蹋了香港的优良经济环境，巩固了源自殖民地时期的既得利益结构，让香港社会身陷严重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之中。然而，中央政府是一个习惯了改革的机构，当它意识到问题，甚至可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40年前的改革开放就是最佳案例，十八大之后的强势反腐更是典型的“自我革命”。

香港的商界可以如此“自我革命”吗？香港的官员可以“自我革命”吗？当社会矛盾恶化，但为政者不思改革，某些人的“黄金岁月”就成为其他人的“人间炼狱”，“人民战争”的对象可能就会朝向“官商勾结”的深层次结构。只有适时实施“结构改革”，直面既得利益格局，针对深层次矛盾，香港的问题才有机会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