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表达了对死的淡然，和对生者的无限牵挂。那是1911年，林觉民参与广州起义前，写下这样的句子——“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时光荏苒，黄花岗永载他的功绩，遗书永载他的柔情似水。

曾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的蔡锷，在1916年病逝于日本之前，留下了简单的遗嘱，其中包括“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以及“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这样的谆谆教导。

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启蒙人物严复，则在遗嘱中总结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其中包括“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到了1940年，曾经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时，仅留下“科学救国，美育救国”两句遗言。但这两句话，浓缩了他一生的教育主张和思想，就连“美育”这个词，都由他亲自翻译引入国内。在北大校长这个位置上，蔡元培立下丰功伟绩，以至于，冯友兰赞叹他“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而被中国人民高度赞扬的白求恩大夫，也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一份让人感怀的遗书。在这封信里，他不但事无巨细地交代了把自己的衣服、家具等送给相应的中国同事与友人，还不忘交代，“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他对八路军医疗事业的关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停歇。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遗书的最后，白求恩这样深情地写道：“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又到一年扫墓时，人们在暮春的日子里怀念过去，为当下和未来积蓄前行的力量。这世上有许多承载过去思想和情感的介质，而那些伟大的遗嘱无疑在其中占有了相当的分量。(本报记者 刘少华)

从“名人遗嘱”看家国情怀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脍炙人口的话源自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时留下的《总理遗嘱》。在中国历史上，英雄志士层出不穷。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时代纵横驰骋，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后告别，通过遗嘱的形式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诸葛亮的《遗表》到陆游的《示儿》，从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到史可法的《遗豫王书》，从嵇康的《家戒》到杨继盛的《谕贤妻书》，从林觉民的《与妻书》到方志敏的《狱中遗嘱》……这些仁人志士，或在遗书中表达了对光复祖国河山的强烈愿望，或表达了自己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或表达了对重整河山复兴中华的强烈期盼，或表达了修身齐家期待天下太平的美好心愿……这些被写入历史而受国人铭记的名人遗书，闪耀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家国情怀的光芒。

这种家国情怀，体现为爱国的民族精神。“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南宋诗人陆游心心念念的，还是重整河山，早日实现国家统一。事实上，中国人的国家情感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是流淌在血液深处的。清朝末年，中国积贫积弱，山河破碎战乱不断，列强强取豪夺践踏蹂躏。为了拯救国家，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我们可以从烈士的遗嘱中看出他们强烈的爱国精神。从谭嗣同到秋瑾、从杨守仁到林觉民……他们在自己的遗嘱中留下了对祖国早日实现统一富强的强烈愿望，也留下了对后人的期许：不要为自己的牺牲而难过，要秉持前辈的精神，继续前行，直到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

这种家国情怀，体现为追求变革的时代精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主题。在20世纪初期战火纷飞的时代，革命就是时代主题。“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共产党党员夏明翰在就义时留下的遗言。彼时的共产党员，如夏明翰一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自己坚信的共产主义事业，站在时代的最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瞿秋白、方志敏、吉鸿昌、谢子长、刘伯坚……这些共产党员，在自己的遗书中，写下了对自我牺牲的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期盼。他们遗书中体现的革命精神，闪烁着时代精神的光芒。

从修身到齐家，从治国到平天下，我们可以从这些名人遗书中，领悟出国人宝贵的家国情怀。而我们也应该秉持这样的家国情怀，为了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未来，努力奋斗。(杨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