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达国贸工程初期预算16亿元，但实际建设中总投资达到26亿元，据媒体报道，裕达置业当时的总负债为14亿元。

　　在此期间，郭文贵的开发资金来源于以裕达国贸大厦房产作为抵押，从银行贷款，欠下了巨额债务，很多至今仍未还清。

　　一笔来自工商银行约6亿元的贷款后来成为坏账，让银行损失巨大。

　　因受贿被判处死缓，目前正在服刑，保外就医的原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向记者透露，他还清晰记得当年的交易：经过他打招呼，郭文贵从工商银行获得6亿元贷款，后成为不良资产被划到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07年，长城资产挂牌出售这笔债权，当时本息合计7.16亿元，长城资产给出的转让底价是2.73亿元，却一直无人问津。最终，这笔贷款本息合计约10亿元，由郭文贵出资1亿元回购，造成巨额银行资产损失。

　　这一事实得到了多方人士的印证。

　　“当时银行来收房子收不了，因为其他地方都质押了，但郭文贵把控了电梯、水、电等，房子不通水不通电，是鬼楼。而且郭在当地公检法的势力很大，也没人敢收，当时裕达的保安配了冲锋枪，人不敢惹他，谁也不敢来接手，拖到最后成了不良资产，他1个亿买下来了。”郭文贵曾经的密切合作伙伴曲龙说。

　　接近办案人员的权威消息人士透露，2008年5月至2015年7月间，郭文贵控制的“裕达系”采用伪造虚假购销合同、签订虚假股东会决议、伪造虚假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方式，先后44次从原开封银行、原周口银行、广发银行和兴业银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14.95亿元。

　　骗贷骗汇经地下钱庄出境

　　从郑州到北京，摊子越铺越大， 郭文贵经常处于缺钱状态，多次造假骗取银行贷款。

　　今年4月9日，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消息一经发布，迅速引起广泛关注。

　　据《财新》报道，项俊波落马或跟其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担任董事长期间，支持郭文贵骗取农行32亿元开发性贷款有关。

　　据时任盘古公司财务总监杨英介绍，当时郭文贵刚刚开发了金泉广场，盘古地产正在施工。郭文贵与每家施工公司都有经济纠纷，在打债务官司。

　　“我用郭文贵的公司在银行贷款，银行都审批不下来。”杨英说，“郭文贵说要用盘古大观项目抵押从农行贷款50亿元，我觉得不可行，郭文贵说我让你去做，你照做就行了。”

　　▲ 盘古大观外景。 图片来自网络

　　据介绍，郭文贵通过盘古公司申请的农行开发贷款，名义上用于盘古项目的装修，包括商场、公寓、四合院、写字楼四个区域。实际上，当时四个区域中的三个已基本完工，而另一个区域则至今也未开工。

　　“所以就需要虚构出一套盘古项目后续的工程建设和装修手续。”时任盘古常务副总经理吕涛说。

　　根据郭文贵的指令，盘古公司员工伪造了四个区域的施工合同，施工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人名章，监理公司印章及北京华汇房地产开发中心印章。

　　有了假合同，但盘古公司令人担忧的高负债状况仍然使其难以通过银行的贷款评审。

　　“我向郭文贵汇报说向农行申请贷款时需要提供财务报表，且是连续三年盈利，但提供给工商税务的财务报表是亏损的，无法申请到贷款。”杨英说，“郭文贵就让我去做一套资产负债率低、利润高，能够体现公司盈利的假财务报表。”

　　于是，盘古公司就向农行北京亚运村支行提供了一份与真实状况截然不同的财务报表。

　　根据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2007年度、2008年度、2009年度，盘古公司提交给银行的负债分别为3.8亿元、2.96亿元、8.02亿元，比工商年检报表上少25.9亿元、44.39亿元、49.25亿元。

　　也就是说，在这关键三年的财务报表中，盘古公司“抹掉”了近九成的负债。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凭空而造的利润。上述鉴定意见书显示，2008年和2009年盘古公司报给银行的年度利润分别为2987.8万元和4397万元。而工商年检报表和公司留存报表都显示，公司在两个年度都处于亏损状态。

　　一堆假材料就这样换来了农行32亿元贷款。这些钱最终流向何方?

　　在农行分三次把32亿元放款到施工公司账户之后，在放款当日或者次日，这些钱如数转到盘古公司账上，变成郭文贵囊中之物，由其随意支配。

　　对于这笔钱的用途，杨英称，按照郭文贵的安排，有6亿元左右通过地下钱庄转往香港，有4亿元转往郑州用于归还借款，有7000万元以内保外贷方式用于郭文贵购买香港南湾别墅。

　　按照约定，32亿元贷款要在2018年还清。然而，2013年一次对农行的审计让骗贷案露出了马脚。

　　“一方面害怕查出更多问题，另一方面郭文贵觉得这笔钱质押率较低，他认为可以贷出更多的钱，所以让筹钱还款。”杨英说。

　　截至2014年底，盘古公司已经全部还清此笔贷款。不过，用于还款的资金大部分仍是来自其他机构的借贷。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在骗购外汇案中，为了获得购买第二架私人飞机的贷款，郭文贵指使其公司员工“造”租赁合同、“编”飞机注册证、“PS”外汇审批证明，从境内筹资，左右腾挪，借道12家壳公司，最终从交通银行北京一家支行骗购外汇1350万美元，转往香港。

　　这1350万美元仅是郭文贵在香港获取贷款的收入凭证，贷款评审通过后这笔钱的任务就已完成。转到香港之后，这笔钱很快就分四笔直接转入了新川发展有限公司,一家由郭文贵实际控制的香港空壳公司。

　　“这个账户的资金从来没有过经营往来，只是按照郭文贵的意思支付相关费用。”原盘古公司员工解洪淋说，主要包括：第一架飞机的还款，每月在20万美元左右，香港南湾别墅装修和贷款费用，贷款每半年1200万港币左右;第二架飞机的装修费用，北京后海四合院装修费用及家具的购买，购买游艇等。

　　民族证券成为郭文贵的“提款机”

　　记者调查发现，郭文贵以裕达、政泉、盘古三大地产板块为依托，在境内、香港和维京群岛等地成立了一百多家公司，其中40多家为空壳公司，仅用于资本运作。

　　这些公司的工商资料上很难见到他的名字，但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均是郭文贵，不少涉及资金的涉嫌犯罪行为都是通过这些壳公司实施的。

　　在开发房地产之外，郭文贵将目光锁定了现金流充裕的金融机构，进军证券业，从拥有优先认购权的第二大股东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手中夺走民族证劵。

　　在2011年获得民族证券控制权之后，郭文贵涉嫌多次挪用民族证券资金，已查明金额最大的一次是2014年，挪用20.5亿元，至今仍有17.4亿元未归还。

　　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说，2014年8月左右，郭文贵向民族证券高管下达了融资任务，要求融资越多越好。当时，郭文贵已经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融到资金。

　　“当时公司融资额加在一起有至少150亿元，付息还款压力很大，需要阶段性的大额资金用于还款，如果不及时还款的话，会引起连锁反应。”时任盘古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涛说。

　　后来，郭文贵亲自给赵大建打电话，要直接挪用民族证券资金，出了问题他会负责，“我没有同意，跟他说直接挪用将来肯定会出大问题。”

　　不久，郭文贵的亲信、时任盘古公司财务总监兼民族证券财务总监杨英找到赵大建，表示民族证券刚发完次级债，加上之前增资扩股的资金，账上有几十个亿，为了民族证券资金的流动性，建议与恒丰银行签一个同业存款协议，利息8.3%。

　　赵大建说，签字之后，杨英告诉他郭文贵的资金问题由恒丰银行解决，他听了觉得这笔钱可能会有问题，感觉同业存款协议达到了郭文贵挪用民族证券资金的目的。

　　此次挪用共分四步走：

　　第一步，表面上，民族证券以“同业存款”形式将20.5亿元存入恒丰银行;

　　第二步，私底下，双方签署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即“抽屉协议”，恒丰银行把这笔钱按照民族证券的指令转到四川信托;

　　第三步，由四川信托办理信托贷款，根据民族证券指令将资金以贷款形式分别发放给郭文贵联系的光明石业公司及郭文贵实际控制的三家壳公司;

　　第四步，除光明实业留用1亿元之外，其余资金均转入盘古公司、政泉公司等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

　　据介绍，这些钱主要用于偿还盘古、政泉、裕达板块相关公司贷款及个人借款等。

　　在郭文贵掌控之后，民族证券已然成为郭的“提款机”，资金被挪用犹如家常便饭。

　　2011年6月8日买入民族证券，取得牌照;2011年9月、10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10亿元，用于偿还个人及公司债务，2013年1月偿还;2013年3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8亿元，主要用于河南裕达的经营，2014年初偿还;2014年9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2.8亿元，给盘古等公司支付借款利息，2014年12月用再次挪用的钱偿还;2014年10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20.5亿元，其中17.4亿元至今未还。

　　在赵大建等人看来，对债台高筑的郭文贵而言，民族证券就是他的“钱袋子”，其购买民族证券的主要目的为了更便利地获得资金，随时缺钱随时取用，毫无底线可言。

　　两个贵人

　　郭文贵在资本市场纵横驰骋，离不开两个大贵人马建和张越，分别为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和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郭文贵在“国家安全”和政法权力的幌子下总能逢凶化险，屡屡有斩获。

　　新京报(ID:bjnews_xjb)记者独家获得马建一段长达28分钟的供述视频，马建表示，他和郭文贵在2006年左右经工作结识，从2008年到2014年，他多次为郭文贵给与帮助。郭给他行贿总价值大概6000万左右人民币。

　　▲ 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 图片来自网络

　　马建称，2008年左右，郭文贵在建设金泉广场写字楼时增加容积率，北京市规委要对违规建筑处罚。按照处罚最高的规定可以拆除这些建筑，郭文贵因此会面临几个亿的损失，他派人以国安部的名义，给北京市规委发函，希望北京市规委，在不严重影响郭文贵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依法作出处理，北京市规委将情况报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经批准，最后只对郭进行了罚款处罚，为郭文贵挽回了数亿元的损失。

　　2010年前后，郭文贵向安全部门反映其公司一名叫曲龙的高管曾帮其代持了一些资产，但曲龙之后不但不归还这些资产还敲诈郭文贵，马建派员到河北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口头汇报，很快张越决定由承德公安立案，为了让河北更加名正言顺的立案，马建派员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给河北省公安厅发函，说明郭文贵是安全部门的工作关系，为国家安全工作作出过贡献，后正式立案，对曲龙抓捕，最终曲龙被承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12年左右，河南商人谢建生以曲龙和郭文贵诈骗他为由报案，被焦作立案调查，马建又以国家安全部名义，跟河南经侦总队沟通，之后焦作公安确实没再找郭文贵的麻烦。为了掌握谢建生的动向，马建违规派员对谢建生短信、话单进行调取，监听一年。

　　在民族证券收购过程中，为了获得首都机场持有的民族证券股份，马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多次发公函并派人前去协调，迫使首都机场、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单位为郭文贵接手民族证券提供便利。

　“先派了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去谈，首都机场的张志忠态度很冷淡。过了一段时间，听郭文贵说把张志忠抓了，就是高辉抓的，他说‘跟我斗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说。

　　最终，郭文贵如愿以偿，逼退各方竞争对手，让民族证券落入囊中。

　　此外，马建还动用国安关系为郭文贵大量删除网络负面报道，威胁报道记者，调查对立公司的账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