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受访时说，香港政治实况已倒向一边，走向大陆的制度，与此同时民间与中国中央政府的想法渐行渐远。而商界在新政治形势下的角色，也会逐渐式微。

田北俊认为，“一国两制”发展至现时状况，最重要的历史关键点在于2015年特首普选政改方案遭到否决。如果政改通过，特首经由普选产生，整场修例风波可以避免，亦不会有后来所发生的种种不幸事件。

据香港01报道，田北俊受访对香港现况及将来局面的研判时说：“（香港）管治的模式，都会和内地愈来愈接近。”

他解释说，香港曾被英国人管治一百多年，无论是大陆对香港，还是香港对大陆，都存在众多的不了解，而港人熟悉英国那一套原有的管治方式，是以邓小平承诺香港“50年不变”。而“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中，正好让香港与大陆互相磨合、拉近距离、各取所长，两地民间亦可以互相学习。

不过田北俊指出香港大众市民心目中的理想制度和生活方式，与大陆官方的想法有所出入，通俗的说法即人心未回归，有不少精英阶层的子女在外国读书后未必在香港落地生根，其中一个原因是始终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所以只要事业上有能力在任何地方立足，终究都是接纳西方的生活方式。而随着香港管治模式愈来愈趋近大陆，这种情况会继续加剧。

田北俊指，香港过去三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会引起港人对这个地方有不同的想法，例如民主派初选案，大部份被告上庭后未开审先被关押一年多，这确实与香港人过去所了解的法制有很大不同，现在的社会状况，市民只是“敢怒不敢言，放在心中”。

基于港人的期许与中央意愿无法调和，衍生后来众多的政治矛盾。田北俊认为，25年间香港与大陆错失了许多互相拉近距离的机会，其中最令他感到可惜的一役在于2015年6月18日，特首普选政改方案于立法会未能通过。当日政改方案正好是中央和港人各让一步：要是泛民接受了，2017年就可普选，这就是一个契机。

田北俊说，假如当日政改通过，不会有后来所发生的种种事件。

田北俊指，不能确定当日泛民不接受政改的原因，希望不是受外国势力影响：“不过我当时和英美领事讨论时，他们都支持政改的，行前一步好过没有”。实际上，当时民主派受到新冒起的本土派、激进派压力，如新兴的领袖如黄之锋等，泛民倘支持方案随时万箭穿心。他指，年轻人有活力，但想法较天真，不懂现实的政治操作。

田北俊还直言，今时今日谈政改普选已无关紧要，因为经历2019年至今的种种事件，中央信任特区、半开放选举制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最大民选成份的区议会随时消失或结构大幅改变。即使日后遁政改实现《基本法》的普选承诺，演变出来的都会是新选制框架之内的普选，即设政治审查机制、高门槛提名、选委会选民基础狭窄，总之高安全系数为先，公民参与机会低，与普遍市民理想中的普选有距离。

他说：“普选与否已经没有分别了。（政制）既然开了倒车，可见将来都不会再改了。我就不信（选委会选民基础）现在八千人，日后会回复到（改制前）二十多万人。”

田北俊指，新选举制度安全系数高，但副作用是公民参与程度大削，市民不再关心事政，特首欠缺公信力。日后政府绝大部份施政阻力已消失，但市民投入度低，民生政策会遇上另一种困难：“政治领袖不得人心，无论你做什么政策，市民都会第一时间骂你、不配合你。包括李家超上任后，都会是这种情况。”

放眼国际，田北俊认为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借香港向中国施压的格局不会扭转，站在回归25年的全球形势当下，香港人亦没有选择，既然管治模式已经率先“融入国家大局”，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央政府撑住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斗争。

田北俊认为，香港这个对外窗口保持表面的开放，对于国家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既然管治模式与大陆接轨，西方国家对付中国时，一定会继续用香港作为缺口。 “其实在外商的眼中，香港与内地其他一线城市已经没以前那么大分别，只不过是‘最正’的一个内地城市，有山水、有四季。”

他亦透露，在这种本地和国际政治格局下，本地传统商界亦深深明白，随着政府步入强势时期、国家经济力量继续上升，自身在香港政治版图内的角色将会逐渐式微，难以像过去半世纪般对施政有重大影响力，未来宁可低调行事。

田北俊自1988年获委任为前立法局议员后踏入政坛，断断续续担任多届议员及自由党主席，直至2016年正式退下来专注生意，前后在政坛活跃近30年。他自问政治生涯已完成历史任务，做到想做的事，至起码在其活跃的年代，香港政治矛盾没浮上水面，国家经济发展蓬勃，相信当中自己也有出一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