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文化人龙应台9月2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演讲。（照片由作者提供）

1 素书楼

今天来到钱穆先生所创立的新亚书院，不得不想起与钱先生有交集的一个微小但是独特的“当事人”关联。1999年秋天，我踏进台北市政府大楼，第一次担任公职。 大概三个月后就去视察两个老房子－－外双溪钱穆先生的素书楼和阳明山林语堂先生的故居。

林语堂故居，是个非常美丽的有点地中海色彩的三合院，但是年久失修，我看到时就是个灰扑扑的房子，被当做一个没人去的阅览室，白蚁蛀蚀得厉害。

素书楼则是地盘下陷得非常严重。庭院里钱夫人手植的草木依旧，小鸟在草地上蹦跳；从前钱先生与众人讲学的小客厅，书桌还在，但是墙壁空白了，留下当初挂过书画的痕跡。

两栋灰败寂寥的老房子，曾经象徵民国时期的文化风范，在台湾“本土化”政治的大浪起伏里，两个人物退到社会记忆的边缘，两栋房子也荒凉了。

这种选择式的遗忘，特别吗？其实一点也不。在我1950年代开始的求学过程里，整个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在台湾是消失的，以至于我要到1975年到美国之后才开始接触到沈从文和鲁迅的文字。而整个台湾本地在日本统治时期或者更早的文学，更是“尸骨不存”，好像在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前，台湾没有人读书识字。

然而到我担任文化局长的1999年，本土学已经从谷底翻身，变成“正确”的显学，而代表民国文化的钱穆和林语堂就靠边站了。所以我知道，政治是台风里的漂流木，随著浪潮翻滚，而历史，尤其是文化史，却是大江大河，水要静，流要深，我必须为长远的台湾留下这两栋宝贵的房子，房子是时代的目击者，有温度的。

我有两个步骤，首先是取得了当时的市长马英九的支持，把这两栋房子的管辖权划给文化局，然后编了2000万（新台币）的整修预算，订了修复计划。也果然如预料，预算送到议会审查的时候，反对党的议员猛烈抨击，主要论点是，你怎么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

在台湾的民主发展里，质询惯常的是以侮辱官员的方式进行。但是为了获得这笔预算，你可以说我甘之如饴。短短的时间内我已经发现，政治，就是公众利益的“交换”游戏，一种进退折冲的行为艺术。在这门艺术里，软弱的退缩、没有目标的忍让，或是根本缺乏谋略，可能招来“践踏”，使你的理想和主张完全落空；若是过度激进，图一时之快或是只知“进”而不知“退”，结局多半是失去主流社会的支持，成为愤怒孤鸟。

我用受辱和忍耐换得2000万，素书楼和林语堂故居得到完整的修復。当时受屈辱时，固然觉得难以忍受，但是事成之后就是云淡风轻。何况，我所承受的，和钱先生在九十五岁的高龄、眼睛已经瞎了、被迫迁出素书楼、三个月后过世，整个过程里所受的糟蹋，无法相比吧。 （钱先生是在台北市议员，包括当时的陈水扁，指控他“侵占市产”之后，愤而迁出的。）

2 乡村师生

1990年钱先生迁出素书楼，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出生在十九世纪末的读书人，走到二十世纪末，如何被翻转的时代粗暴地对待。基本上是新时代的政治人物把新时代的价值当作砖块，拿在手里，来打击旧时代的读书人；我相信钱穆一定深深记得他所经历过的各个时代，他看过太多次价值的翻转了，在价值不断翻转中去努力留住一个不变的核心，也正是新亚书院的起源。

钱先生十三岁在无锡荡口镇的果育小学受教，那个时代的社会是怎么看待读书人的呢？

他很尊敬、很怀念的一个老师，叫华倩朔，每个星期趁小舟在苏州和荡口镇之间往返。从苏州回到荡口镇的时候，老师的小船会穿过整个小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

那是1908年的中国，和平无事时乡村一个镜头。

1944年，战争到最后关头，蒋介石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激励学生上战场。当时作家王鼎钧先生不到二十岁，和大批流亡学生一起抢着报名。

国家立刻发给从军的学生每人法币一万元。法币一万元是个什么概念？是他们的同在流亡中的老师，十五个月的薪水。

青年学生觉得“国家的未来全在于我”了，一夜之间意气风发，行为也马上改变。抗战时期的流亡学校都在乡下，师生常常来来去去在田埂上相遇。“平素都是学生礼让先生，这一次，从军的学生把一位老师推到水沟里去了……这天在街市中心遇见事务处的一个职员，学生拦住他，问他某一件事情办好了没有。他说还没办，太忙了，学生上前给他一个耳光。”

那是1944年的中国，时局混乱时乡村一个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