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被拐至缅甸诈骗园区的现象近日引发高度关注，在中国民间一片震怒的情绪中，人们不禁要问：东南亚诈骗乱象已持续多年，中国近两年尤其加大打击力度，为何仍无法将诈骗集团斩草除根？

这背后既涉及东南亚各国复杂的国情，也关乎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多重角色。研究国际冲突议题的美国和平研究所去年发布的《东南亚跨国犯罪》报告如此形容中国的定位：它既是犯罪网络的来源地和推动者，也是诈骗活动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打击犯罪的关键执法力量。

三重身份特性相互交织而矛盾，使得铲除跨境诈骗的任务更加复杂，也让许多中国人至今仍深陷犯罪漩涡。

诈骗网络起源于中国境内

当前东南亚的许多诈骗网络可追朔至中国境内。本世纪初，随着手机和互联网普及，电信诈骗歪风逐渐蔓延，先后形成以台湾人为骨干的“台湾系”和具家族和宗族化特征的“大陆系”诈骗集团。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谢玲2021年发布的一篇论文提到，两岸警方加强打击诈骗活动后，“台湾系”和“大陆系”诈骗犯从2009年起陆续将窝点转移至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在这些法律监管力量薄弱的东南亚国家，犯罪团伙找到了继续滋生的土壤。诈骗网络尤其渗透缅甸克钦邦、掸邦和金三角地区，中缅边境开始聚集成千上万的诈骗犯，专门从事针对中国民众的诈骗活动。

在缅甸的诈骗团伙获得军政府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包庇，在缅北以“经济开发区”为幌子经营诈骗中心，在缅泰边境则开设非法网络赌博中心。 

这些犯罪团伙的中国头目想方设法规避监测和取缔。《财新》曾报道，一名涉境外非法经营博彩业而被中国列为逃犯的湖南男子佘智江，2017年在缅甸摇身一变，以柬埔寨侨领身份兴建“科技园区”，还将项目标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实则是在运营网络赌博业务。

佘智江的身份后来被揭穿，国际刑警对他发出红色通缉，泰国警方2022年将他逮捕，但大量不法收入已转移境外。《东南亚跨国犯罪》报告披露，佘智江早前还与不同中国国企、准政府组织和商业协会合作，兴建缅泰边境的新城。

报告作者之一、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项目主任塔尔（Jason Tower）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进一步说，这些国企当时理应知道，它们正接受来自一名逃犯的合同，但他们仍选择这么做，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迫切想展示“一带一路”项目正在顺利推进。

一条“中国人骗中国人”的犯罪链条逐渐形成。位于境外的诈骗犯以高薪为饵，诱骗在中国的同乡出境打工，随后将受害者送往诈骗团伙的控制区，迫使他们参与诈骗并成为产业链的一环，使得受害者和加害者的界限变得模糊。

研究中缅课题的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非常驻研究员迪哈（Amara Thiha）受访时指出，经济不景确实让更多中国人想出国寻找机会，因此更容易掉入诈骗集团的圈套。

他指出，诈骗中心的工作其实也不简单，因为工作内容涉及科技的操作，也需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因此，诈骗中心锁定的更多是受过教育，但无法在就业市场找到合适工作的年轻人。

中国加紧取缔但斩草难除根

面对日益猖獗的跨境诈骗和人口贩运，尤其中国受害者不断增加，中国政府近年加大取缔力度，包括采取外交手段，例如对缅甸军政府直接或间接施压。

近期较显著的例子是：2023年10月27日，由民地武果敢同盟军、德昂军和若开军组成的“三家兄弟联盟组织”，向缅甸军政府发动攻势（俗称1027行动）并占领大片领土，重挫军政府。当时，中国一改劝和姿态而不干预，外界普遍认为是在默许地方武装的行动，因为该联盟宣称行动目标包括打击缅北的电信诈骗。

“1027行动”后，缅北大批涉电信诈骗的中国人被遣送回国。中国乘胜追击发出通缉令，之后也成功将缅北电诈四大家族的重要头目逮捕回国。

虽然中国的打击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演员王星被拐的最新事件也显示，捣毁缅北诈骗网络不代表已根本上解决问题。

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项目主任塔尔指出，刚在上月底，中国刚就缅北明家犯罪集团提起公诉，向外界展示中国打击电诈集团取得的成果。然而，几天后爆出的王星事件却表明，犯罪集团反而变得更强大了。

近日，越来越多中国民众受困缅甸电诈园的案例也浮出台面。一份名为“星星回家计划”的互建文档就在网上传开，当中记录了近2000条由失踪者亲友留下的求助信息，许多人苦苦哀求中国政府出手拯救失踪亲友。

面对汹涌舆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1月16日）在北京会见亚细安10国驻华使节，呼吁相关国家采取强有力措施打击电诈。隔天，中国公安部通报，已与泰国警方联手抓获12名境内外嫌犯。

塔尔指出，中国当前取缔行动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犯罪团伙的流动性。他解释，犯罪网络在东南亚许多国家深深扎根，很容易就能从缅甸妙瓦底等地区转移阵地，像是迁徙到同样被视为电诈活动温床的邻国柬埔寨，而当地政府缺乏政治意愿去打击这些跨境罪犯。

面对上述情况，东南亚又缺少有效的跨国协调和执法机制。史汀生中心研究员迪哈指出，当前各国责任划分并不明确，须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协调，或与个别国家内政部门或警方合作，“整个过程非常漫长，期间诈骗犯可能已逃之夭夭”。他因此认为，东南亚国家长远而言须建立共同框架，制定政策和项目来监控局势并铲除问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助理教授何子恩受访时则指出，中国政府须与东南亚国家政府深度合作，才能追查在中国管辖权以外发生的罪案。不过，即使中国得到一些国家中央政府的支持，有碍于后者治理能力的短板，仍会有一些地区无法进行有效执法。

在塔尔看来，跨境诈骗已演变成全球性问题，“中国没有办法自己解决”，各国须共同领导并应对，美国也需要与其伙伴和盟友合作，应对跨境诈骗带来的危害。

他认为，中国若能与他国共享信息，特别是至今打击行动中收集到的证据和情报，包括其他国家受害者的信息，这将有助他国警方追查和惩治犯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