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多次呼吁“过紧日子”后，各地政府、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等都相继提出多种节流方式，践行“过紧日子”。这股“过紧日子”风最近也吹到了银行业。

中国招商银行行长王良在上月27日举行的2023年度业绩发布会上说：“今年按照董事会过‘紧日子’、‘严日子’的要求，降低各项成本费用开支，通过降本增效，促进收入增长。”

曾被称为银行业“模范生”的招行去年遭遇14年来首次负增长，连招行都喊出“过紧日子”，可以想象中国整个银行业当前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据中国新闻周刊星期四（4月11日）报道，中国六大国有银行和七家A股上市的股份制银行人均薪酬都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5万6000新元），但过半银行在去年出现了人均薪酬下滑的情况。“30万年薪的银行员工要过紧日子了”星期五（12日）登上微博热搜。

报道提到，有银行甚至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总薪酬萎缩的现象。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的总薪酬去年相较上年分别下降0.5亿元、1.31亿元、4.64亿元、12.53亿元。

招商银行、中国银行、渤海银行、哈尔滨银行、天津银行等十余家上市银行在年报中还公布了绩效薪酬追索扣回相关情况。工行、农行、建行、交行等多家银行则在年报中强调，“已经建立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及追索扣回机制”。换句话说，银行员工到手的工资，现在也有被追回的可能了。

减薪的同时，员工的业务压力和指标难度也增大。由于僧多粥少，基层银行员工不得不开启“内卷”模式。上述报道提到，有员工“一上午电话营销联系50个客户”、“早八晚九忙得每天只顾上吃一顿饭”。

多地机构削减编外人员

在银行刮起“过紧日子”的旋风之前，中国多个地方政府从两年前就以严控编外人员的方式开始过起了“紧日子”。

云南楚雄市委编办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提到，截至2022年10月30日，精简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265人，精简压缩比例6.5%。

广东惠州同年也出台相关文件，列出用人单位申请编外人员指标必须同时符合的四个条件，包括用人单位现有及新增后编外人员指标数，原则上未超过本单位编制数的10%。

湖北十堰同期出台的办法要求，用工单位要聘用编外人员需提出申报并报市委编办审核，同时列出多项禁止聘用的情形。

此外，陕西省延安市去年出台文件，规定编外聘用人员平均工资标准控制在月薪2800元以内。江苏省徐州市则规定，编外用工限额原则上控制在单位核定编制的15%以内。合肥市肥西县要求确保编外人员总量“只减不增”。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今年3月的一份文件更是直接向在职的编外人员开刀，要求去年1月份以来，未经批准自行聘用的编外人员、服务窗口使用的编外人员以及编外人员总数超过所在单位编制总数的10%以上的人员，一律都予清退。

除了减薪和精简人员，中国不少机关单位还开始在具体工作中要求“过紧日子”。

坚决杜绝用办公用纸为自己孩子打印试卷

福建省长汀县教育局上周日（7日）发《倡议书》号召坚决摒弃铺张、浪费，各校负责人要将“过紧日子”思想和节约型单位创建纳入开学“第一课”。

该教育局还倡导网上办公，能不打印的材料尽量不打印，必须打印的材料提倡双面打印。同时还特别提出，坚决杜绝用办公用纸为自己孩子打印试卷、作业本等“公物私用”行为。

安徽六安市机关事务管理处同日也发布相似文件，要求常态化开展集中办公区节能降耗宣传，办公区走廊灯逐步更换为雷达人体、声、光控节能灯，室内绿植租摆除重点区域外，整体减少三分之一，以达到将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地见效。

真的能习惯“过紧日子”吗？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2020年开始连续两年都要求“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过紧日子”的要求从“坚持”变成了“习惯”。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年1月16日发文强调，“习惯”两个字，“既道出了党政机关艰苦奋斗、过紧日子的极端重要性，也强调了过紧日子并非一时之需、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原则和方针”。

有分析指出，从“坚持”到“习惯”，一方面说明中国疲软的经济和紧张的财政状况一时半会得不到解决；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高层认为，很多地方机构在公费开销上仍不够谨慎。

中国从2015年开始地方政府杠杆急剧扩张，地方政府债规模从当时约1万亿元增至去年年底40万亿元。

这些地方债务在冠病疫情期间又不断膨胀，同时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导致土地销售急剧下降，使地方政府失去了最大的收入来源，债务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中国财政最吃紧的省份之一——贵州省长李炳军今年3月6日在两会期间称，“过紧日子”会成为常态，并要求坚决杜绝无效低效投资，各类节庆与展会“能不办的就不办，需要办的要节俭”。

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同天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举行的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说，“过紧日子”不是捂紧钱包不花钱，是要做到“大钱大方、小钱小气”。他也重申，这不是一时之需，而是长久之计。

不过，有中国网民在相关报道下留言抱怨，有些单位领导嘴上喊“过紧日子“，实际是下面基层“过紧日子“，领导该咋过还咋过。

还有网民讽刺，安徽六安市机关事务管理处要求把办公区走廊灯逐步更换为雷达人体、声、光控节能灯，又更新新能源汽车，哪说明“这日子紧”，“换一大批东西纯属作秀”。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上月以“降薪之后下边仍会干劲饱满，领导们最好别这么预期”为题发文，暗示降薪方式或许不可持续。

美国之音报道，澳大利亚观察人士张小刚则认为，“习惯过紧日子”的号召没办法切实贯彻执行。下面的官员要考虑的是能够怎么去应付上面。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过紧日子”只能是一阵风。

地方财政吃紧，“过紧日子”的确是有效的节流方式，正如一些网民所说，“过紧日子”本质就是勤俭节约，随手关灯关水、两面打印这些是本来就应该具备的素质和意识，现在强调是一种常态就是在加深这种意识。但怎么个“紧”法也应有个度，如果矫枉过正就容易衍变成一场新的形式主义，那政府再怎么过“紧日子”，也很难换来民众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