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居住在中国河北省承德市的程序员因为“翻墙”工作，被当地公安没收所得逾百万元，激起了中国网民对翻墙这一话题的热议。

“中国程序员翻墙工作百万收入被罚没”这一话题在星期一（9月25日）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发评论称，承德将一个程序员的境外工作收入定性为“非法收入”，并且全部没收，是迄今看到的对“翻墙”最重的经济处罚。

胡锡进并说，这一处罚值得商榷。不过，他所发的这条微博后来也被删除。

不少网民评论，如果真的不能翻墙，程序员都没法干活了。还有人质疑，《人民日报》等一系列官媒、明星，都有X（前称推特）和脸书账号，他们怎么翻墙？

在中国，所谓翻墙，即使用技术工具，例如虚拟专用网络（VPN），绕过网络审查封锁，访问在中国国家防火墙之外的网络内容。这个词近年也变得敏感，一些人于是改用“科学上网”“梯子”代替。

翻墙违法？

“翻墙”一词流行之前，官方将上境外网站称为“国际联网”。

根据网民在X贴出的截图，河北被罚的程序员翻墙登陆Github，领取工作任务，用Zoom远程开会、协助客户等，被当地公安认定“擅自使用非法定信道进行国际联网”， 并被没收违法所得105万8000元（人民币，下同，约19万7800新元）、罚款200元。

依据是中国于1997年、1998年颁布施行的《中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和该规定的实施办法。

办法规定，进行国际联网，必须使用中国邮电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公安可对违反规定的人给予警告，并处以最高1万5000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当时的邮电部，在1998年后依功能划分进国家邮政局和后来的工信部。 

据BBC（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2019年报道，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李治安说，上述的两份规定多年“备而无用”，执法主要从中国2017年收紧VPN市场开始。

2017年，工信部发布清理规范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规定互联网用户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专线（含VPN）等其他信道开展跨境经营活动。

此后历年都有因为翻墙被行政处罚的案例。2018年12月，广东韶关市公安局依据前述规定，以“擅自建立、使用非法定信道进行国际联网”为由，对一翻墙个人处以1000元的行政处罚。

据美国之音2021年报道，在2019年7月至2020年10月间，浙江省公安部门发布了至少62起个人用户因为翻墙遭到处罚的案例。

翻墙还可能触犯刑事法律。今年8月，据《羊城晚报》报道，江门网警抓获四名涉“翻墙”违法案嫌疑人，其中两名提供软件的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报道称，网警在专项行动中发现多名网民购买翻墙软件，并非法接入被中国防火墙屏蔽的国际网站，顺藤摸瓜找到了翻墙软件源头。

如何合法翻墙？

既然违法，那么在海外互联网上的中国官媒、名人，如何翻墙？外资和跨境电商如何经营？

据工信部2017年发布的文件，机构和企业可通过中国三大运营商和中国光电申请VPN，个人不能申请。申请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如果企业在全国经营的，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

据《联合早报》了解，申请也需说明接入外网的用途，也需要证明经营业务与海外相关，申请也可能被驳回。若申请成功，每年需支付一定金额的网费。一家申请了电信运营国际专线的企业IT人员说，该公司的100M带宽每年约支付100万元左右。

此外，企业申请到合法VPN后，所有员工都需签署一份“文明上网承诺书”，承诺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行为。承诺书还写到，因未规范使用网络资源产生的网络安全责任，由使用人承担。

前述IT人员透露，这几年VPN线路常需要更新，尤其召开党代会、两会期间，VPN基本都处于半瘫痪状态。

“选择性执法”的争议

对于大部分个人和资质不够的企业而言，似乎没有太多合法的翻墙渠道了。于是，尽管法律不允许，仍然有大量网民在需求驱动下使用VPN“非法”翻墙。

一名在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都工作过的程序员对《联合早报》说，阿里和字节这样的公司，公司电脑翻墙没问题，“但很多创业阶段的公司没钱、没资质，只能自己搭一个VPN，严格来讲也是违法了” 。

他说，这次程序员因为翻墙被罚，的确扔下了一颗炸弹。“主要是疑惑、生气，因为几乎没有什么程序员不翻墙，Github也是程序员必备，在上面参考代码、远程打零工，都非常普遍。”

知乎上，一条有2600万浏览量和3700人参与讨论的帖子里，一名网民指出，如果这件事成为了铁案，那么在示范效应之下，中国国内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没有一个人的利益是有保障的。

李治安教授说，针对数千万使用VPN的中国网民，官方采取的措施是“选择性执法“，依据是“翻墙的行为对国家影响有多大，政府觉得敏感到什么程度”。

从此次程序员翻墙被罚、且金额巨大看来，这样的“选择性执法”在变得越发严格。

但要考虑到，现实中，真实的“科学上网”需求却不会消失。监管在保障政治安全、网络安全、严格执法的同时，是否也应对20多年前打造的制度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对于需求，堵不如疏，尝试理解，并提供更多的合法的渠道，应比增加疑惑、造成恐慌和抱怨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