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续不断的冠病疫情防控措施下，中国的结婚登记人数正走下坡。

据中国民政部前不久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结婚登记人数为162.5万对，与2021年二季度203.4万对相比，同比下降20%，同时，今年上半年结婚登记总数减少10%，至370万对，是2007年民政部开始公布季度结婚登记数据以来最低的半年度数据。

上半年的结婚登记数据通常在每年的7月或8月发布。民政部至今没有解释今年上半年数据为何这么晚才发布的原因。

中国人口学专家易富贤向界面新闻分析，2020年初疫情出现后，导致一季度结婚登记锐减，二季度略有回升。今年以来，受新变种冠病病毒奥密克戎大规模传播影响下，二季度一些地区实施管控，导致二季度结婚数同比下降20%，环比下降23%。

民政部早前发布统计公报，显示中国结婚人数连降八年，超30岁结婚人群占比近半。公报也显示，2021年，全年办理结婚登记为764.3万对，比上年下降6.1%。这也是自1986年官方开始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字。

一般相信，疫情在过去三年造成的经济影响，是导致中国近年结婚登记数量大幅减少的主因。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仅增3％，全年预计无法达到官方设定的5.5％左右增长目标。

据日本野村估计，截至11月21日，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约20%的城市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封控措施。上周约有4.12亿人受到这些限制措施的影响，高于前一周的3.4亿人。

考虑到最近的疫情，一些经济学家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野村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在11月24日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称，他预计中国第四季度经济将环比萎缩0.3%。他将对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从2.9%下调至2.8%。

同时，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分析师认为，中国政府封锁措施的范围将扩大，也下调2022年和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

面对经济放缓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一些中国年轻人已经搁置了重大人生规划，当中包括婚姻。

《华尔街日报》引述20多岁的河北人朱迪王（译名）说，她头等大事是找工作，而不是结婚。失去在一家会展公司的工作后，她说至少有三个工作机会因防疫限制而泡汤，有的是因为她错过了面试，有的是因为雇主取消了职位。她说，自己只想要一份工作。

根据官方对城镇居民的调查，10月份16至24岁青年人失业率为17.9%，与9月持平。7月份，16岁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则是19.9％，是官方公布这项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换句话说，每五个中国年轻人中就有一个失业。

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叶文振接受《中国妇女报》采访时说，2021年结婚数的减少，明显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他强调，随着经济的下行，收入与就业均受到影响，中国传统观念中结婚需有房有车，这给予年轻人较大压力，婚后的生育成本也使双方对于结婚的考量更加谨慎，“结不起婚”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仍无法纾解。

另外，叶文振认为，年轻人在疫情期间的情感交流减少，难以准备婚礼及举办婚宴，对婚恋的发生、结婚的择期也会带来下行和推迟的影响。

大环境让年轻人对步入婚姻殿堂裹足不前，中国政府此前已通过为离婚设置更多障碍来试图保护婚姻。

2020年5月，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法典》。这部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在2021年1月起施行，其中列出的“离婚冷静期”，为协议离婚的夫妻设置了30天冷静期。

这项措施被外界认为发挥了作用，使2021年离婚登记数量从2020年的370万对减少到210万对。

不过，上述数据仅限于所谓的“协议离婚”，这类离婚由民政局而非法院来处理，在法院的离婚可能会发生漫长的法律诉讼。

因此，《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中国婚姻法和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专家麦宜生说，离婚率的下降可能与疫情期间安排离婚预约的难度有关。

“协议离婚”类型要求配偶双方亲自共同申请离婚。在30天的冷静期之后，夫妻双方必须亲自到场，否则离婚申请将被撤回。封锁和社交距离规定加大了申请“协议离婚”的难度，但不等于想离婚的人减少了，他们只是“离不了婚”。

疫情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结婚登记数、离婚人数，生育率下滑也是其中一个现象。

在冠病疫情暴发的2020年，中国全国人口出生率（即每千人中出生人数的比率）首次跌破10‰，仅达到8.52‰，创下1978年来的新低；这个数字在2021年进一步下滑，达到7.52%。

据路透社8月报道，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回应路透社有关中国生育率问题的答复中写道，许多妇女继续推迟了她们结婚和生子的计划，迅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她们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卫健委也表明，冠病对一些人结婚和生育的安排带来了明显的冲击。

防疫措施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还不断上升，民众对长期防疫感疲惫，情绪随时可能被突发事件挑动。

在过去这个周末，上海、北京、成都、西安、武汉等中国各大城市，都爆发反对严格防疫措施的抗议活动。事件导火线是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住宅区11月24日失火，造成十个人死亡。网络舆论揣测，封控措施阻碍了救援。

《环球时报》英文版11月27日晚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西方媒体煽动对中国防疫政策的不满情绪。

这篇题为“Western media badmouth China’s epidemic like how Washington fans the flames in Russia-Ukraine conflict”（中文翻译是：西方媒体谩骂中国疫情，就像华盛顿在俄乌冲突中煽风点火）的文章，引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沈逸的话写道：“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国家和媒体批评共产主义政府几乎成为一种本能，目的是用颜色革命颠覆政府。”

他还补充说，在大国博弈中，中西方在因应疫情方面存在差异的客观事实，使西方陷入了焦虑状态。“因此，他们急于捕捉、夸大和指责他们在中国疫情控制过程中发现的所有负面问题。”

文章最后写道，中国对疫情的防疫措施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随着形势的变化，也在不断向好的方向调整。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也持相同论调的。他于11月28日下午在微博发文，提到这两天中国多地出了一些事，并认为当中应该会有现场之外因素的某种影响。

胡锡进说：“我们要了解这些外部因素常年存在，他们是个常数，即使中西方关系相对好的时候，那些因素也不曾离开。与之不同的是，内因是变量，这种变量更有可能决定事情在什么时候浮上水面，传播速度能有多快等等。换句话说，外因需要寻找内因生事造势，以逞其意。”

胡锡进还形容事情本身具有复杂性，但认为社会以及政府不妨坦然面对它的复杂，用相应的多种手段加以应对。他说：“我们需阻挡、消除外部因素，调整、改善内部因素，最终促进事情的妥善解决，为社会长治久安创造更加积极的条件。”

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持续执行多时，对社会与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形成低经济增长、低结婚率、低生育率等现象。民众原以为优化防疫政策后，很快能迎来大幅放开的日子，期望越高，就越容易焦虑。中国疫下形成的各种“结”有待逐步解开，解铃还须系铃人，接下来就看官方的政治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