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墙外

李慧玲

朋友清理家里长辈的旧书时，送我当中一本《1960新加坡年鉴》（State of Singapore Annual Report 1960)。这是一本有趣的书，没有作者署名，只交代是官方——政府印务馆出版。这是新加坡自治之后，政府出版的第一本常年报告，除了绪论、历史与行政机构之外，其他总共分为10章，分门别类记录是年新加坡的大事。这10章分别是：人口、公共财政与经济发展、法律与安全、劳工与福利、工商、文化、信息与宣传、教育、工程与建筑、交通、卫生。

在绪论中，它指出1960年是新加坡刚有国歌、国徽和国旗，自治邦政府首次执政的完整的一年。自治邦政府继承的任务艰巨，因为各族群之间的语言、传统有隔阂，人们“消极地互相容忍而不是积极地合作”；而政府的任务，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治理一个有了自我意识、要求自律、准备自我发展的国家至为关键的第一年。

绪论引述元首尤索夫的新年献词：“我们成为一个国家，却不具备成为国家所应有的先决条件——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忠诚，以及共同的社会心理，我们没有这些来形成大家期望拥有的团结。”

官方的论述也点出新加坡正经历的改变，包括它越来越显得孤立于邻国之外，包括马来亚联合邦。华族占多数的人口，使得新加坡更迫切需要建立东南亚视野，让它更能够与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对焦。从人口的角度来看，1960年，新加坡人口将近一半来自刚得到选举权的新公民；另外53%，是21岁以下的本地出生人口，他们还没有选举权。这意味着一半人口是移民。这无疑让新加坡改变成为东南亚一个“国家”的难度百上加斤。

自治是新加坡脱离殖民地身份的第一步。从自治到独立，现在倒回去看，尽管60多年后新加坡社会面貌、生活水平，已经与出发时截然不同，但自治邦政府分析当时新加坡所处的环境，以及坚持作为一个国家，人民应有的身份认同，却仍是今天新加坡人耳熟能详的。

国小而历史短浅，再加上从一开始，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就不单一，新加坡比很多国家都重视主权独立、国民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天然资源，为了发展经济，为了生存，它必须比谁都开放。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国际化的人才、资本是活水，它比谁都需要国际化的人才与资本。但“国际大都会”（Cosmopolitan）的字源，在希腊语中是“世界公民”的意思。新加坡的“国际大都会”与所强调的国家意识、身份认同，恰恰存在着矛盾。2002年，吴作栋先生还在担任新加坡总理时，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谈到“守将”（Stayer）和“逃兵”（Quitter）的问题，希望新加坡人勇当守将，过后掀起相当大的讨论。因为新加坡要求人民当守将，却同时希望吸引别人的“逃兵”。

新加坡做“国际大都会”的概念不断被提起，这些年来在国际媒体中更被津津乐道。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有条件在世界游走的人才所给予的认可。他们的到来，可以为这个城市注入活力，让城市进行再创造，带来新的机遇和财富。但是新加坡人对这个概念的接受度不一。它意味着新加坡的繁荣、进步、开放、多元，但是一旦人们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因为有外来者的竞争而受到威胁；当人们感觉到房价被推高、生活费上涨；当人们发现“国际大都会”的价值理念与自己的信念有差距时，自己作为“新加坡公民”的身份就更加突出，在力争“新加坡公民”的权益时，甚至会有排他的表现。

尽管新加坡政府一再保证会继续照顾国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但是当人们看到那些新推出的楼盘大卖，路上的豪华车多了起来，新闻报道新加坡又多了数百位百万富豪（好些可能是千万富豪），总会在攀比后无可避免地感到落寞。尽管因为他们在这里设立家族办公室，高消费的生活也让本地从事服务业的人群受益，但人们心里总会不舒坦。再加上社交媒体将某些画面放大，人们的情绪会因此容易被挑动。

也因为这样，当人力部长陈诗龙高调宣布要引进顶级专才，给愿意到此落户的顶级专才发出准证（而不是公民权），进入人们眼帘的是政府所设的月薪3万元门槛。人们不一定仇富，但很多人的年薪，连3万元也没有，月薪3万元是个什么概念，确实只能是一种遥想。人力部长在国会演讲中提到刘备爱诸葛亮之才，新加坡要吸引世界级的诸葛亮，但我们也得记得，在三顾茅庐的故事中，孔明住的不是豪宅，而是“茅庐”，他是个布衣，并非腰缠万贯。要怎样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时代，说服人们接受身价高昂的人才，恐怕挑战会越来越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受到“国际大都会”吸引，愿意到新加坡安家落户的人才，最终也会希望本地人能接受他们。强调他们的专才能够为新加坡创造经济价值很实在，但这样的关系太像一种交易。我接触一些来到本地的外来专才，他们也很乐意为新加坡社会尽一分力。他们之中有些可能只是口头说说，也不是那么当真；又或许因为各种原因，他们选择低调行事。政府得做的，是将人才引进国际大都会，如果他们决定在此落地生根，就得理解和接受作为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民间可以做的，是鼓励这个群体把他们的资源，导向社会上有需要的地方，让他们在创造经济价值之外，也体现社会和文化价值。

一边要敞开胸怀国际化，一边要小心翼翼本土化，在多元中维护团结，这是新加坡的宿命，打从要成为一个国家开始，即是如此，任务艰巨。今天新加坡面对的情况，会不会比1960年更复杂？国际大都会与强化国家身份认同的矛盾，会不会比以前深化？能够游走世界的人才选择更多，而新加坡则具备吸引他们的条件。对我们来说，这是更好还是更不好的事？这至少是新加坡人可以问自己的问题。如果认为这对新加坡更好，只不过还有其他的顾虑，那么政府、新加坡人和这些专才，也就有一个对话、讨论的基础。如果新加坡人认定不可为之，让它成为一个政治议题，那就是关乎新加坡长远能否生存的问题了。

作者是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一边要敞开胸怀国际化，一边要小心翼翼本土化，在多元中维护团结，这是新加坡的宿命，打从要成为一个国家开始，即是如此，任务艰巨。对我们来说，这是更好还是更不好的事？这至少是新加坡人可以问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