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认为，“一国两制”下半场正式开幕，中国中央政府对港从放任治理，转向积极治理，正在朝向一国重心的历史性转型。

据香港《星岛日报》周日（26日）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说，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对香港的治理仍然偏于粗放，保持中央权利的高度节制，甚至用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进行放任治理。

不过，田飞龙认为，2014年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提出全面管治权，是中央治港思想的一个巨大转折，从放任治理转向积极治理。

他相信，2021年底发表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已经对“一国两制”发展规律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将“一国两制”同国家战略和体制的大变革紧密联系起来，正在朝向一国重心的重大历史性的转型。

田飞龙感叹，“那些对香港回归之后的美好想像，后来一步步被打破”，到2019年修例风波，在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看来，香港的美好已经所剩无几，“这是非常惊人的变化。”

他认为，香港的大学生在价值观上认同英美国家，整体没有中国国民意识，“国家认同感非常低，甚至可以说没有国家认同”，泛本土化思潮几乎席卷了所有的高校。他们以世界公民自居，“而世界公民是一个被伪装起来的殖民地臣民。这就是为何香港回归之后，国民教育无法推行。”

田飞龙也认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表面上看来似乎比较宽容，授权程度较高，中央基本不管，但其中包藏着巨大的价值分歧。他说：“就中央来讲，回归之后香港二十三条立法和国民教育，没有能够完成，这种最低限度去殖民化的功课没有做好，意味着香港人只要自由，不要国家安全。”

他分析，无论中央释放怎样的善意，想把香港从过度政治化的陷阱，转向经济和民生的议题和轨道，都无法改变香港政治朝着激进的方向转变。这其中有各种因果关系的相互缠绕，有回归以来中央治港跟民主派追求双普选之间种种斗争和不信任，包括外部势力干预带来的一步步撕裂、怨恨和泄愤，青年本土主义也加入进来，完全无视“一国两制”框架中，不能去触动的一些底线和界限，“这样导致依靠香港本身法治的力量，靠香港社会包容的力量，已经走不下去了。”

田飞龙说：“2019年借助某个偶然事件爆发的全社会性的暴乱，给出一个讯号，即香港一国两制的原有模式，实际上是失败的。”他分析，“由于（原有模式）无法走下去，倒逼中央祭出组合拳，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全新的属于‘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制度体系来。”

在当前中央对香港的治理方面，田飞龙认为，远远称不上是精细治理，而是相当于在做与去殖民化有关的补课。他相信，《香港国安法》和选举法延误了20多年，此时“回归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无论补课式新法治的推出，还是对教育体系非常缓慢的改革，都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