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终于找到失散了14年的儿子，《中国青年报》今天刊文质问，除了打击人口买卖双方之外，同样需要追问：那些被拐卖、又被找回来的孩子，为什么都能顺利落户、成功“洗白”为正常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以何种方式为他们办下了户口？其中又是否有滥用公权力的嫌疑？

文章说，一个原本温馨的家庭，一旦为人口买卖犯罪所害，即便有了眼下看似圆满的结局，也很难再回到从前的模样。为此，公众普遍痛恨“人贩子”与买孩子的人。从常识上看，要给一个孩子落户并不简单，办理手续的人要有父母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父母单位或街道、村庄的证明信，正规医院开具的孩子出生医学证明等。这些繁琐、细致的要件，虽然显得有些麻烦，但正是防止有人“浑水摸鱼”的必要条件。在这套制度下，一个人要成为“社会人”，其个人信息需要得到严格认证，有了这样的“认证”，他的身份才能得到户籍制度的确认。

文章指出，理论上，被拐儿童绝不具备正常上户口的必要条件。证明信是怎么开的？出生医学证明是哪里出具的？这些本应起到防范作用的“关卡”一再失守，难免令人感到担忧。从过去的案例来看，许多成年后才被重新找回的孩子，都有了新的身份、新的户口。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哪些人“配合”了买孩子的人？不把这些问题说清楚，类似情况可能还会继续出现。

这并不是说，被拐卖的孩子就不能有正常的学习、工作条件，而是说户籍管理工作理当尽到审核义务，起到社会预警作用。如果被拐卖的孩子总是能轻松顺利地完成“再社会化”过程，买孩子便成了一件“方便”的事。这在实质上构成了对拐卖行为的制度性助力，其隐患必须得到充分重视。   文章强调，户籍承载公民基本信息，其管理工作至关重要。近年来，各地频频出现户籍造假问题，被拐儿童非法落户只是其中一端。这些问题说明，户籍管理工作有不容忽视的权力寻租空间，对此，有关部门还需深挖彻查，堵住制度漏洞，防止有人以权谋私。 社会上，一直有声音呼吁：有关部门应在户籍管理工作中加强数字化建设，形成人口信息的全数字化流转，在技术层面上减少“人为操作”的空间。具体到防范人口拐卖犯罪上，也有人建议：应从源头上对新生儿及其父母采集DNA、血型、手指纹等，建立信息库；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未成年人，要审核其DNA信息库是否一致等。这些建议未必都可行，但有关部门还应积极探索这方面的作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