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彭博社

在精心盘算了一番后，Alex Zhang把他的建筑材料公司的命运绑在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富裕的一些城市身上。在杭州、苏州和南京 —— 隶属贡献了近一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八个省份的工业重镇，有政府背景的承包商的付款看起来是有保障的。

四年时间一晃而过，Zhang在完工项目上被欠了1,000万元人民币（140万美元），因为就连中国的富裕地区也受到了经济减速的影响。绝望之下，他豪掷10万元请中间人吃了两顿饭 —— 后者号称在北京有关系、可以帮他回款并找到新项目。

谈起这些中间人盯上有很多应收账款的老板，现年38岁的Zhang表示：“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成功案例。地方政府都没钱了。回款需要数年时间。我是被拖垮了 —— 我只想退出。”

Zhang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中国贫困地区自新冠疫情以来的财政紧张局面，现在蔓延到了那些以往一直看起来无惧增长放缓的省份，并威胁到了中国推动其18万亿美元经济前进的能力。曾誓言对中国征收高关税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保住赚钱能力增添了新的紧迫感。

中国政府遏制经济下滑的一项核心举措，是10万亿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中国各省隐性债务总规模为60万亿元。虽然相比之下，10万亿元远远不够，但其目的是释放资金供政府化解潜在的信用危机、支付工资、结清企业欠款以及投资新项目 —— 让资金重新在经济中流通起来以重振增长的关键举措。

在房地产市场空前下滑的疤痕之外，中国又添富裕带也陷入麻烦的新伤，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府最近为何采取重磅刺激措施。判断化债计划能否成功拯救富裕省份，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

记者在这些新的、意想不到的中国财政困境热点地区采访了多位人士，发现他们对化债计划存疑：人们担心地方官员腐败或不作为会削弱计划的落实，认为见效将有很长的时滞，并指出它仍将留下巨额债务待还。考虑到问题的政治敏感性，数人要求匿名。

这不是北京方面第一次帮助地方解决债务问题了。龙洲经讯驻香港的中国研究副主管Christopher Beddor表示，2015年中央官员拿出12万亿元的3年期债务置换计划时，他们等于是宣告过这是地方政府的“最后的晚餐”。中央官员誓言，官方从此将不再对除政府债券以外任何的地方借款负责。

“中央官员改弦更张的唯一原因是，他们认为地方层面财政紧张问题严重、普遍，并威胁到整个经济，”他补充说。“我认为这可以帮助许多省份财政重回正轨，但不会回到旧模式上。新的模式似乎是，中央政府将承担起大得多的财政减负责任。”

Zhang的很多生意都在浙江省，而就在一年前，像浙江这样的富裕省份扮演的还是在全国经济增长中“挑大梁”的角色。但据彭博新闻社9月报道，在重磅刺激计划开始制定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临的挑战是，至少一个沿海大省的官员警告称，该省将难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随着不景气的局面蔓延，各地曾经的经济排位已经不重要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经济一大支柱广东省今年头九个月的增速降至疫情以来最低水平。楼市崩盘使得开发商不愿购置土地，这就扼杀了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从陷入困境的企业收到的税款也减少了。债务堆积也导致利息负担越来越大。

广东一位县级官员抱怨称，他今年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因为奖金没了。他说，他一个亲戚在事业单位工作，每月发薪时间已从月初推迟到了月底。虽然他认为化债计划将缓解政府还款压力，而且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仍然充满信心，但该官员表示，经济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企稳。

经济的不景气，在距离上海车程不到两个小时的江苏省苏州市也显而易见。表面看来，该市经济规模超过了智利，人均收入超过10,200美元，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且苏州是一个旅游胜地，以当地留存的古代退休官员建造的园林而闻名。

但记者初冬造访当地，也发现了潜藏的焦虑情绪。

在平江路，一座座石桥横跨在清澈见底、小巷环绕的小河上，一位摊主以八五折的价格兜售冰箱贴。不远处，一家糕点店向两位中年顾客推销8元钱的梅花糕，甚至都不等他们开口讲价，就提出买一送一。

一名街道清洁工诉苦，两年前退休的她接下这份工作，全然因为每月10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不够用。她说，就算多了一份收入，也只够买日常必需品。

35岁的Ivan Jiang就职于一家为制造商提供检测服务的机构，幸运的是，他的薪资稳定且发放准时。但由于股票投资“严重亏损”、担心地缘政治风险，他花钱的意愿不如以前。中国的刺激“大招”使得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再度触手可及，但由于苏州引以为傲的出口蒙上了美国候任总统可能上调关税的阴影，明年的前景似乎存在不确定性。

在工作地点附近的一家星巴克，抿了一口咖啡，Jiang说道，他担心再来一场贸易战可能会迫使外国公司把生产线迁出苏州，波及他的机构和家人。他的妻子在一家有外资背景的石化公司工作。

苏州占到了中国外贸总量的6%，占到了全省的近一半。当地约有18,000家外国公司，它们合计投资了逾1,600亿美元 —— 在中国排名第三。“很多苏州家庭会受到影响，因为往往两口子都受雇于外企，”Jiang说。“它们撤出苏州就意味着这里会裁员。”

而地方政府缩减开支，使得对于就像苏州这样的富裕城市来说，现在也是一个特别艰难的时刻。

有关部门缩减了职工薪资、福利支出并减少了投资。在防疫封控放开两年后，苏州市本级财政预算在会议、服务外包、政府车辆运维方面的支出，仍比疫情前的水平至少低了10%。

土地出让金下降，正在拖累苏州投资下降。彭博根据苏州预算数据计算得出，继2023年下降10%之后，政府性基金预算下的支出今年料将下降17%。

在苏州古城区外的吴中区，一条1.3公里长、通往一座大桥的道路终于开建了，而原定动工时间是2021年9月。政府官员将延误归咎于项目重新设计了，但在项目工地附近指挥交通的一名保安表示，在不满的工人之间口口相传的是吴中区缺钱，拆迁补偿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