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化解中国社会戾气有赖广泛防护体系

时间:2024-12-03 07:4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韩和元:化解中国社会戾气有赖广泛防护体系

近期接连发生的系列恶性事件,暴露出中国当前践行的“全景敞视”式规训治理模式的缺陷。或者说,以为把社会问题,交给公权力就可“一劳永逸”的想法,值得检讨。

最近,中国连续发生多起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对于这些恶性犯罪,2013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文章,归因于“社会戾气”。这一系列恶性事件接连发生,再次触动公众神经,也时刻提醒着人们,这绝非个案,促使民众不得不去审视现代社会的治理问题,建立广泛的安全防护体系,以期提供稳固的社会秩序。

早于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就提出著名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概念,由一个比喻而始。在边沁看来,现代社会如同一个制造精美的圆形监狱,目的是政府在节约警力的同时,还增强对社会的控制。在边沁论述中,这个监狱由一个圆形大厅组成,大厅四周都是囚室,建造者只在大厅正中央设有一间警卫室。“全景敞视”的原理说穿了很简单:尽管一名警卫不可能在同一时刻观察所有囚犯的牢房,但由于囚犯不知何时会受到警卫目光的扫视,只有假设自己无时无刻不被监视,进而收敛行为。

边沁的这一概念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继承和发展。福柯是法国哲学家、思想史家、社会理论家,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代表人物之一。1977年,他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一书里,将边沁的“全景敞视”概念,延伸至现代社会的工厂、学校、医院等各种机构中。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治理不仅依赖于法律威权或警力的压制,更重要的是通过无处不在的“规训”——学校、医院、监狱、监控等等。通过这些看不见的权力网络,权力逐渐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个体纳入一种被动的、缺乏主动参与的秩序当中。在福柯看来,由于这种主动的、自发的自我审查和规训,每一个人都既是权力的主体,又是权力的工具。“监视”不仅仅是外在的强迫,而且是内在自发的。在中国,无处不在的“天网监控系统”,无处不在的规训,正是边沁、福柯“全景敞视”概念的体现。

过度依赖规训会积压风险

然而,近期中国的系列恶性事件,却暴露出上述治理模式的缺陷。或者说,以为把社会问题交给公权力,就可一劳永逸的想法,值得检讨。

事实上,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里就提醒:规训不等于认同,监控不等于安全。这种过度依赖规训的治理,反而会积压风险,而非真正解决问题。连续发生的系列恶性事件已然证实这点。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戾气越来越重,根源在哪儿呢?

首先是社会阶层日趋固化。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社会流动性减弱。一些人因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而产生无力感和挫败感。这种情绪容易转化为对社会的不满和愤怒,进而形成戾气。

其次是资源分配不均。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关键领域,资源分配存在严重不均,导致部分人群长期处于劣势地位。这种不公平感加剧社会戾气,使一些人更容易采取极端行为来发泄不满。

其三在于经济压力与生活费。一方面是全球化竞争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就业市场波动加大,很多人面临失业和再就业压力。这种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增加焦虑感和戾气。与此同时,生活费却在上升:房价、教育、医疗等费用持续攀升,许多家庭负担沉重。经济压力成为诱发戾气的重要因素,一些人在面对困境时,更容易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

真正的安全来自认同与归属

其四在于信息时代的冲击。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但信息的海量与碎片化也带来新问题。人们难以区分真假信息,容易受到极端言论和负面情绪的影响;尤其是大数据,更进一步强化信息茧房效应。这种效应将人们困在回音室里,看到的都是自己想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自己想听到的,导致人们越来越自以为是,越来越极端偏执。

其五是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高压力,让许多人长期处于紧绷状态。与此同时,又缺乏有效的心理支持和情感交流。长期的心理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转化为对外界的攻击性。

当个体长期在压力之下,又缺乏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时,他们难以找到有效的情绪出口。于是,这种压抑情绪只能在某个时刻爆发。这种情况,恰好证实福柯在他的另一“生命政治”理论里提及的悖论:权力可以控制生命,却无法给予生活意义。

在福柯看来,“全景敞视”式的规训体系,虽然能够维持秩序,但它抑制个体的主动性,也让社会缺乏真正的互动与交流。事实上,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恶性事件,恰恰表明中国须要打破当前的规训体系思维。

在这一点上,福柯也提供思路。在他看来,真正的安全并非来自无孔不入的控制,而是来自个体对社会这一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共同体的重建,需要更多公共参与,而不独是靠监控和隔离来“隔绝风险”。让民众有更开放的表达渠道,并且让各类意见、情绪能够被倾听、被正视,才能真正消除一些人群的疏离感。

也就是说,就当前中国而言,不独需要权力系统提供的硬性保障,更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心理疏导与共识凝聚。这就要求从根本上承认社会的复杂性,必须从认同和理解出发,给予每个个体参与的空间和倾诉的出口。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更加稳定。

当然,必须特别说明的是,任何社会,即使法治再昌明,都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类残忍,尤其是无脑的残忍。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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