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中美在AI领域的对抗真的无解吗? ——与施密特再商榷

时间:2024-12-03 07:4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杨军:中美在AI领域的对抗真的无解吗?
——与施密特再商榷

前阵子,谷歌公司前总裁、曾任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施密特(Eric Schmidt),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学院的闭门演讲,引发全球热议。笔者亦撰写多篇文章与之商榷。本文想从中美AI竞争与合作之可能,来继续谈谈管窥之见,就教于诸位方家。因为它不仅事关AI与两国的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事关整个人类的命运。

施密特在演讲中就AI竞争与中美关系谈了如下几点:一、目前的竞争,美国处于领先位置,但美国须要持续加大投入与大量资金以保持竞争力;二、在美国主导的AI国际分工与合作方面,除了日本和韩国外,最有望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参与者甚至美国盟友的是印度,中国已经没有机会,不会再被接受;三、在未来可以预期的时日,围绕知识霸权的美中对抗将是主要斗争。

首先,施密特对AI的发展与中美关系的负面看法基本属实。对此,我们既不能回避中美目前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竞争,更不能回避或对中国全面落后于这一领域视而不见,否则就是讳疾忌医。中国人尤其不能继续沉浸在“厉害了我的国”这样肤浅的自我陶醉之中,认不清现实差距。而且,施密特对中美关系的悲观态度,也同目前各领域几乎所有专家大体一致,包括一直比较亲中的美国专家,都倾向悲观地认为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再向好。

但笔者对此一直并不完全苟同。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这个大前提下,笔者一直坚信一切皆有可能,皆事在人为。只要以诚待人,坦诚相待,从长远看,中美之间就没有什么矛盾是不能化解的。想想中美刚建交时摆在双方之间的敌意、困难与障碍,就能明白今天的摩擦几乎不值一提,最起码,今天中美之间已无当年意识形态上的你死我活,没有像韩战和越战那样的激烈对抗。

其次,如果中美在AI方面展开竞争(竞争本身是好事,没有竞争反倒有问题),双方一定要遵循竞争的基本原则,要懂得竞争之余更要合作的道理,并且双方皆要清醒看到各自国家的强项与短板,不该国家投入并主导的,国家尤其不应介入而应放手市场与自由竞争。苏联曾在半导体方面以国家为主的体制,就完败给美国以私营公司为主体的市场机制,岂可不引以为鉴乎?

如果国家一定要投入大量资金支持AI发展,笔者认为不妨从三个方面入手,或许更有效而且事半功倍:第一,增大基础教育资金投入,从中小学做起,转变教育观念,彻底放弃应试教育,除了强化语数英外,应该借鉴美国中小学增设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尽管这是老生常谈,但真正做得好的国家其实不多,太多国家不是剑走偏锋就是太急功近利,以至于事倍功半,前功尽弃。

第二,对新型科技公司尤其是AI公司予以电力优惠。面对新兴AI公司在研发以及运算方面所需要的惊人能源消耗量,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国家调控予以电力优惠,具体说,就是可以实行反向电力消耗梯级优惠,即越是耗电量大的AI企业,电费越便宜直至免费,因为越是投入算力的AI企业,越是需要巨量能源消耗。施密特就在演讲中说,他之所以建议白宫和加拿大合作,不仅因为加拿大参与AI的发明,更重要的是加拿大有大量水力发电资源,这是美国所急需的能源支持(用他的话说,就是对一个价值30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来说,电力会变得极为稀缺)。中国的电能因近几年传统制造业过剩和贸易业的疲软,已经处于严重饱和局面,正好可以用廉价的能源,大力支持并推动以AI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

第三,大力支持所有愿意开源的AI企业;施密特举例有一家叫作Mistral的法国公司表现非常出色,虽然它已经免费推出第二个版本,但由于成本过高,无法再免费提供第三个版本模型。笔者建议,对于这类企业,中国政府成立一个类似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以及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这样的以AI研发为核心的专项投资主权基金,展开全球公开评比筛选,一旦全球业界及用户评价较高,且不违反伦理与法律的免费开源的企业,皆可自动纳入资助候选目录中,分次、分批、分阶段给予资助乃至孵化,而不用考虑公司注册地及创作团队成员的国籍,为整个人类的科技尽绵薄之力。

只要中国拥有这种气魄与格局,自然会成为全球高科技的天堂。正如老子所言“夫唯有不争而天下莫能争”, 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在未来可预期的时日,打破施密特所说的咒语,在有关AI的竞争上既不是围绕知识霸权的对抗,更不是美中之间剑拔弩张的斗争,而是合作共赢。

最后,如果我们还对中美合作持悲观乃至绝望态度,就要真的反省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意义与内涵究竟是什么?如果要继续践行这一伟大构想,就应该在中美竞争中首先放弃零和博弈,坚守互利共赢,真正践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此,中国就应认真而坦诚地就中美双方曾经的所有误解、芥蒂与猜忌,与美国展开全方位开诚布公的对话与谈判。仔细审视双方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受限于双方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战略上的假想,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定势?

笔者坚信,只要中国能以诚待人,能以人类共同福祉为圭臬,只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开不动摇,坚信市场经济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经济与科技无国界,相信永久和平论,相信人类终将生活在一个世界联邦共和体中,中美之间的问题就不是不能克服,中美关系就一定能重新向好。

作者是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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