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梵蒂冈和中国的协议继两次续签之后，首次将有效期限从二年延至四年。这意味着，结合前三次签署，梵中协议将稳定地迎来一个10年期。就历经磨难的中国教会史而言，这带来治愈与慰藉。更为深远之意义，则在于中国或终将从文化与信仰等角度，与梵蒂冈更多地相向而行。

台湾是否为中心议题？

自梵中协议签订以来，外界不乏质疑：大陆政府对协议的签署，是否意在对台湾唯一西方邦交国梵蒂冈的觊觎？但由于台湾已拥有高度的宗教自由，而中国大陆1200万天主教徒却仍因主教任命等争执，而长期处于分裂之中，因此，出于普世信仰原则，台湾似乎很难阻止梵中之间的交流。

其次，从历史沿革角度，“教廷驻华大使馆”本随中华民国之历史沉浮而从南京转至台北。1971年中华民国虽退出联合国，梵蒂冈却因大陆政府的无神论意识形态，及毛政府的不理不睬而无法与对岸建交，故而仅向台北的使节派驻进行降级。这意味着，台梵关系亦非一般性世俗事务，牧灵工作方为梵蒂冈之外交重务。

但正如台湾主教洪山川所言，教宗并不会“放弃台湾”。即使梵中协议进入稳定性的10年期，亦并不一定意味着梵中之间将立即建交；即使双方互设办事处，亦是梵中关系自1949年以来的重大突破。总体说来，与中国通过对话而达成协议，并取回主教任命权，是从若望保禄二世经本笃十六世直至方济各教宗的一脉相承路线。

兼顾各方之“共融”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8月27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主教团曾公开赴天津，举行主教石鸿祯（Melchior Shi Hongzhen）的主教就职典礼。95岁高龄的石主教因拒绝加入官方爱国会而长期处于软禁状态，蒙梵蒂冈任命的主教职务，一直未被官方承认。因此，此举可谓1949年以来中国教会史上颇具历史性的一刻，堪称极富诚意的“思想解放”。

因为，这并非梵中协议自签署以来，较为惯见的地下主教的公开“转化”，而是中国官方机构天主教主教团及爱国会，因“忠于圣座与信仰”的“反向”共融。坦而言之，这是中国官方克服强烈意识形态，“诚恳”“主动”地尊重天主教教规法典的一项壮举，这自然获得梵蒂冈极为满意的回应。

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方济各教宗不仅将中国上海佘山圣母的复刻像日日置于自己书房之前，亦于今年9月在访问新加坡等亚太四国之前，再度表达前往上海佘山朝圣之心愿。显然，佘山圣母象征着中国天主教历经苦难而百折不回的纯洁心志；2012年于主教任命之时宣布脱离爱国会的上海马达钦主教，亦曾长期软禁于此（2012年至2016年）。

在长期观察之中，笔者对梵中关系之总体走向持乐观愿景，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因素。

一是教宗方济各的对华姿态极为主动、灵活而务实，并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中国的热爱，以及对中华古老文化之景仰；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有心继承其父习仲勋，在1980年代初关于宗教政策的开明遗产，亦亲身考察过包括德国Kloster Chorin在内的修道院；三是中国似乎并不缺乏具备真知灼见的宗教专家，如中国社科院王美琴教授曾就梵中协议提议“爱国会应自愿加入”（2018年）。

在梵中关系有望进一步稳定巩固的当今，除却一系列尚待解决、弥补、治愈的重大历史性问题，似乎还有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一是中国天主教徒虽然众多，却主要是在家庭内部传承。因此，当中国出现低生育率，亦不可避免地波及天主教人口。中国一向严禁宗教场所之外的传教，近年来地方政府极富争议性地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教堂，亦使得天主教之传承受到冲击。

虽然部分宗教官员乃至国安亦在“与时俱进”，进行灵活管理，即低调容忍天主教家庭青少年参与弥撒，但却严禁拍照公开，唯恐引发网络风波。显然，这不仅须要政府制定更为清晰开明的福传政策，亦须向公众传达理性正规的宗教常识。

中国天主教文化正在流失

二是部分独特的中国天主教非物质文化濒临消失，尚未经历发掘或受到保护。譬如结合各地的方言语调而可颂唱的文言诵经，可上溯至16世纪优美凝练的利玛窦及耶稣会士的文言翻译，并历经清朝百年禁教运动及文化大革命而仅由教徒口口相传，保留至今。这不啻为中国文化之中一大奇迹，从中亦可一瞥中国天主教之普世性美育熏陶。

然而，随着老年教徒的逐渐逝去，而青年教徒在现代生活之中，似乎又无意继承此类乡土文化，文言诵经等传统濒临青黄不接的危险境地。由于梵中协议迄今为止仍在竭力解决中国教会的分裂问题，此类非物质文化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毕竟，从政府到民间，中国自身亦远未意识到，或许应将此类文化宝藏首先进行申遗保护。

因此，综上所述，梵中关系在不乏质疑的风雨声中一路走来，虽然似乎终于意味着“稳定”“治愈”期的开始，但亦面临众多须要解决乃至抢救、补救之艰巨任务。这仍需梵蒂冈与中国在时代风云之下，坦诚细致地加深对话，以共同寻求“划向深处”。

作者Dr. Hangkun Strian是华裔德籍汉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