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新轴心战略之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当前乌东“新俄罗斯”与俄西“新乌克兰”两大占领区间的军事战果，即顿巴斯战役与库尔斯克战役。这是一场改变欧亚草原整体权力平衡的决战。

正当国际舆论大肆报道哈马斯首领哈尼亚之死不久，乌克兰于8月6日对俄西边境库尔斯克州，发起意想不到的强势反攻，战果不仅让高高在上的“新沙皇”普京颜面扫地，且还引发全球媒体一片哗然，致使延续两半年的俄乌战争，以全新形态及趋势，再度成为各方焦点。

事件核心既不是莫斯科罗斯侵占已久的“新俄罗斯”，也不是基辅罗斯反击夺取的“新乌克兰”，而是根据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新权力平衡演变出的关键地缘战略命题，即美中俄三角博弈背景下的板块秩序重构，与区域安全重估，以及克里姆林宫驾驭欧亚内陆板块与印太沿海地区的权力基础和战略选项。

战争的本质

实质上，仍在持续升级的俄乌全面战争，并非始于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单方面实施的“特别军事行动”，而是早已被视为区域性特殊历史事件的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换言之，俄乌战争整体上已延续10年之久，根源可追溯至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前后，相继问世的中国一带一路与俄国欧亚经济联盟两大计划，或是当时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的美俄欧、美中俄及美欧中特殊三位一体式的多层四边三角关系。

归根结底，苏共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俄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之所以均愿接受苏联解体这一事实，并非认可历史之必然，而是两人均认为，摆脱自身无法消化的地缘负担，是解脱与重生的必经之路。政治与经济层面上的所谓引火烧身或自毁长城，均乃无稽之谈。苏联前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致使俄国永远丧失原属势力范围。相反，政治上的放弃与军事及经济上的有限退让，是为重新融入以美国为中心之全球经贸体系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国家政治体制升格与构建国际多极体系的先决条件，也是维系俄属“大欧亚”战略总体格局的安全与势力范围完整的唯一最佳选项。

也正因此，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彻底瓦解前选择外交破冰，将战略重心分别从中东欧内陆及远东沿海，集中至俄属欧亚大陆心脏地带，通过东西走向的丝路型欧亚走廊，巩固自身三位一体式的全新大国垄断地位（即交通运输、粮食生产、能源出口），以及与东西两侧所属柏林与北京一并构建传统陆权式多极体系轴心的方式，尽可能将美国于欧亚大陆板块的整体战略威慑力与影响力最小化。

与此同时，经济上的部分开放与政治上的有限自由，可为莫斯科换取国防军工体系所需之外国资本与技术提供短期保障，而确保基辅思想不动摇、方针不犹豫、立场不质疑、路线不偏离、战略不对抗、身份不抵制、历史不否定及认同不重构，则是决定未来成功与否的关键，即使被动改朝换代也不会动摇国本，俄国反向并吞与逆向崛起，依旧指日可待。

克宫的觉醒

在历经20余年的经济全球化稳定发展后，普京治下的克宫权力核心开始意识到，表明看似百利而无一害的欧俄中大陆型三角轴心关系，实则乃最大安全隐患。无论是对俄国还是中国而言，2001年是欧亚乃至国际关系发生深远演变的关键之年，其地缘战略意义在于搁置争议与共同开发，直至2013年哈萨克斯坦成为一带一路首倡之地，以及乌克兰爆发反总统抗议之广场革命为止。

在此过程中，上合组织的成立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虽为中亚三国与中国永久解决边界问题并开通新运输通道，提供机制保障与平台渠道，但未能根本解决中俄远东段陆上边界划分之历史遗留问题，仅以“新型大国关系之坚实基础”的形式，根据条约期限，将其搁置至俄乌战争全面升级前夕的2021年，且在两国领导人所发表之联合声明下自动延长五年，即难以预测的2026年。

为实现俄国资本主义式“强国崛起”，放弃与美国两极对抗的克宫权力核心，将希望寄托在欧亚陆上强权间的横向联合，通过与统一后的老牌工业强国德国，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联手，实施三位一体式“技术—资源—生产”之战略合作，最大限度地将美国拒之门外，避免自身势力范围之“制度长城”（即东欧三国、南高加索三国、中亚五国与蒙古）被逐一攻破，并借这一战略窗口期，让俄罗斯再次伟大，冀望各原加盟共和国“自主回归”，不再持续衰弱。

令克宫没想到的是一切都事与愿违，施行30年的欧亚横向轴心战略（欧盟—俄罗斯—中国）既未让俄国在其“制度长城”中逆势崛起，也未让克宫顺理成章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相反深陷于自我消耗中无力自拔。所谓的德俄中三位一体式欧亚战略一体化，最终引发的是西欧型“驱除欧亚”与东亚型“恢复亚欧”，地缘经济利益高度契合的美中欧三角关系，被严重低估。莫斯科长期以来所发挥的地缘功能，被限制在“油气马车夫”与“铁道运输工”这一辅助性角色，而非核心中的核心。

俄国的无奈

普京作为叶利钦继承人，并非欧亚横向轴心战略的制定者，相反是亲身目睹旧苏联与新俄国两朝双衰的局内人和旁观者。准确地讲，知彼知己的普京，一方面作为苏联时期身处边缘地带的核心骨干，在冷战中亲身经历的，分别是保守派亚纳耶夫与改革派戈尔巴乔夫之间，与戈尔巴乔夫和激进派叶利钦之间的博弈，以及由此引发但最终接连失败的红俄式“起死回生”与白俄式“浴火重生”。另一方面，作为新俄国权力核心的决策精英，在酝酿已久的欢声笑语中，他亲眼所见是遍体鳞伤且摇摇欲坠的传统内陆型草原帝国，及所属不愿接受既定事实的帝国遗民，与渐行渐远的边疆和外围。因此，接手戈尔巴乔夫“破碎遗产”和叶利钦“烂尾工程”的普京，并不是可让俄国再次伟大的彼得大帝式强人，而是只能尽最大努力延缓俄国衰弱的两朝遗子，即避免帝国二次解体的“无冕新沙皇”。

为保万无一失，在面对建立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基础上的中国一带一路时，普京随即采用“欧亚经济联盟”实质化的方式予以应对。相比之下，在面对乌克兰坚决入欧与苏式军事技术持续输出时，普京毫不犹疑地先后选择开启克里米亚危机与升级对乌军事打击力度，借此宣告延续30年的欧亚横向轴心战略，正式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面向印太的欧亚纵向轴心战略（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印度）。但事实证明，新轴心战略之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当前乌东“新俄罗斯”与俄西“新乌克兰”两大占领区间的军事战果，即顿巴斯战役与库尔斯克战役，一场改变欧亚草原整体权力平衡的决战。

作者Yerkin Nazarbay是哈萨克斯坦欧亚国际关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