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手机上的新闻app和微信朋友圈频频刷到带有“清零”二字的推送和消息。疫情期间在中国生活过的很多人，都会闻“清零”色变，所幸这一次“清零”是好消息。

中国官方星期天（9月8日）发布了最新版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里头的限制措施从31条减至29条。

负面清单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对外资的反向管理。简单来说，除了清单中列明的限制和禁止外资投资的领域和行业，外国投资方都能不受限地进入。清单列出的条目越少，外资受限的程度越低。

虽然这次只是删除了两条，但对于制造业领域的开放有里程碑意义，因为这两条限制删除后，外资进入中国制造业就能享有与中国企业一样的待遇。所以当天好些中国媒体在报道中，都打出了“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的标题。

除了这则消息，中国官方星期天也宣布，允许外资在北上广深、天津、南京、苏州、福州及海南省设立独资医院。这次开放的八个城市是中国较富裕的主要城市，海南则是近年来重点发展医疗旅游的省份，这些地方未来对外资医院的需求不会小，有学者形容，对外国医疗机构来说，这可能是一片“蓝海”。

因为经济多年来快速发展，加上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最受外资青睐的市场。但感兴趣归感兴趣，外资要到中国做生意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

虽说中国各地多年来在招商引资上不遗余力，外资要进去总会面对很多困难：完全陌生的市场、截然不同的法律环境、文化上的水土不服等等，外资在中国市场还面对好些“内外有别”的不合理对待，例如外资股比受限、无法参加重大项目的投招标。这些年与外商聊到在中国做生意，这样的抱怨太多，听得耳朵都快长茧子；一些外商在私下甚至公开场合都会提到，中国高层一再重申对扩大开放的宣示，让他们感到“承诺疲劳”。

客观地说，官方也意识到这些问题，这些年来也在努力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创造更公平的营商环境。前面提到的负面清单不断压减，就是一个例子。公开资料显示，从2017年至今，官方已经六次修订这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2017年时清单上的限制多达93条。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改变是否来得太迟了？

官方宣布新一轮对外资的扩大开放政策前一天，我碰巧与一位新加坡商人聊到疫情前她的公司与中国伙伴合作投资的一个项目。虽然执行过程并不顺利，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半途还“分手”了，但最近看到项目落成，当初的想法得以实现，这位商人还是很欣慰。至于近期是不是可能再进军中国，投资类似项目，商人私下坦言，还是得再观望观望，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和投资环境让她没有把握。

这是很多外国投资者现在的普遍心态。中国欧盟商会今年5月发布的一项商业信心调查显示，只有13%参与调查企业把中国列为未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跌到了201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经济学人》杂志最近也在一系列对中国经济的报道中形容，“中国正遭遇信心危机”。

制造业和医疗领域的开放新政宣布后，有分析认为，官方是试图通过这些办法，来扭转当前外资下跌的颓势。

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今年二季度反映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的“直接投资负债”录得负148亿美元（196亿新元），意味着流出中国的直接投资多于流入。这是1998年有这项指标的记录后，第二次出现负值。中国商务部数据也显示，今年首七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了29.6％。《经济学人》的文章称，只有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外国直接投资才出现过如此急剧的下降。

现在令人担忧的是，与金融危机时相比，外商对华投资的决策矩阵变得更复杂，已经不是简单地看市场是否开放、进入门槛高不高、营商环境好不好，它们还有很多新问题要关切，例如中国经济是不是到顶了，还能不能带来可观回报？地缘政治的风险是不是在加大，要不要防止潜在的技术禁令或关税壁垒？从疫情期间的经验看，是不是该分散供应链风险，找一个中国以外的后备市场？

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清零”，一些城市打开医疗领域“大门”，让人想到英文里的一句话，“better late than never”，翻译成中文是“晚来总比不来强”或“迟做总比不做好”。这些迟来的改变是积极的，但中国目前面对的稳外资挑战非常复杂，也相当严峻，小幅度增量式的开放可能已经不足以为低落的信心带来根本性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