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非昔比，随着各种防止外来干预或渗透的法律陆续到位，以及整体国家安全意识的提高，无论哪个国家想通过哪类资助和主导方式影响我们的文化发展，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集中呈现本地华社多元特色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Culturepaedia）网站，筹划经年，终于在7月25日启动。这个文化基础设施的建立，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旨在反映新加坡华人独特身份的这个中英双语网站，可说是一个本地华族文化的知识库，在初创阶段就八大主题，即社群、语言与教育、大众文化与媒体、民俗与信仰、文学、美术、音乐和表演艺术，邀请约80位专家学者以及民间研究者，贡献近150篇文章，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现象、内容与发展脉络进行了记录、梳理和论述，以多媒体的形式呈献给公众。网站的启用只是第一步，这个知识库将会不断丰富内容，开拓更多主题。

与许多关心华族文化的人一样，我很赞同设立这个网站。2013年1月12日，我曾受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邀请，在马六甲举办的集思营上发表主题演讲。在这篇题为“华社——从2030年回头望”的演讲中，我就对当时尚未成立的华族文化中心寄以厚望。

我当时说：“有了这个文化专职部门，华社就可以进行一些较长期的文化建设工作，例如通过设立研究基金、提供奖学金的方式，与本地学术机构合作，结合大学学者和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力量，进行有关本地或东南亚华人课题的研究，有系统地梳理本地华族文化。本地区的一些民俗文化，像中元会、庙会、街戏，虽然源自大中华地区，但却发展出浓厚的本土特色；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历史和传统的关注和兴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也挖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例如有关辛亥革命的、中国抗战的，中国政界和文化界名人在本地的踪迹等等，还有就是对一些重要碑文和坟墓的重新发现。这些资料、史料、文物、遗迹等等，在被遗忘或永远遗失之前，必须赶快研究整理出来……”

我还说：“如果经营和管理得当，华族文化中心可以成为一个发展并提升本地华族文化的重要枢纽，成为华社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协助华社实现2030年的愿景。”（详见2023年出版的《世事任君谈》）

华族文化百科的创设多少符合了我的愿望，让我感到欣慰。但这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志同道合者大有人在，例如曾参与创立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柯思仁副教授，8月19日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就说，他发现近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关于新加坡华人身份的刻画与思考，与他多年来的立场遥相呼应。他强调：“展示华文的多元性，就是区别于单一、强势的一个中国中心。”

在文化百科网站推介仪式过后，华族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题为“新加坡大众文化与媒体”的座谈会。我是主讲者之一，但引起我兴趣并备受启发的是另一位主讲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容世诚教授。

新加坡文化冷战历史值得研究

他在演讲和答问中，几次提到了“文化冷战”。他提醒观众，冷战时期新加坡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电影戏曲和出版文化，在不同政治势力的资助下得到蓬勃发展。

他解释，在东西冷战时期，香港和新加坡是亚洲两个最重要的文化战场，香港是主要的生产地，而新加坡是个重要的市场，很多电影、戏曲、音乐、小说、出版，都跟“后边”的政治投资有关，资源来自北京和华盛顿。当时电懋（国泰）和邵氏是右派的电影公司，而长城、凤凰和新联是亲北京的，左右对垒。美国人在香港投资了很多大众小说、言情小说，是反共文化战略的一部分，都在新加坡买得到；北京也不甘示弱，分庭抗礼。

他认为新加坡的这段文化冷战历史值得研究，并指出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是离不开政治的。可惜这不是座谈会的主题，而时间也不允许他进一步发挥。

他的这番话将文化带到了政治的层面。在某个程度上，柯思仁在早报的访谈也具有相同的意义。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冷战与新加坡的关系。容世诚的谈话让我回想起三年前，在一场研讨会上听到的一个关于本地区文化冷战的学术报告。

这个主题为“界线与连线：华侨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坛，由南洋理工大学在2021年10月2日及3日举办，两天内提出的报告很多，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该大学中文系许维贤副教授那篇《看不见的宣传：从亚洲基金会档案（1955年至1970年）看纯文艺期刊〈蕉风〉》。

在这篇论文中，许维贤运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亚洲基金会”的档案及其他原始资料，探讨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通过它暗中资助友联在新马的文化活动并创办《蕉风》的始末，试图解开著名纯文艺期刊《蕉风》与美援历史的谜团。

关于友联的特殊背景，我过去虽已略有所闻，但这还是我第一次从一位本地学者的学术报告中得知确有此事，脑洞大开，也恍然大悟，对我不时光顾的这家书局和熟悉的这份刊物，多了另一个层面的认识。几个月前与作者偶遇，向他索取了这篇论文，他还附赠在2023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亚洲基金会在新马的文化冷战——以友联出版社和〈学生周报〉为例》。两文内容与细节不尽相同，但主题和中心论点都是关于中央情报局如何通过亚洲基金会资助和主导友联、《蕉风》和《学生周报》。认真阅读后，觉得它们都是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对所引用的官方文件和其他原始资料，做了严谨的查证和缜密的梳理，具有权威性。

“中央情报局曾暗中资助友联出版社”

其中一篇论文的摘要是这样写的：“本文运用亚洲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档案，探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自1955年起暗中资助友联出版社在新马的文化活动和《蕉风》创办的始末；通过解读双方协议、信函和报告以及《蕉风》內容，并跟友联高层在晚年的回忆进行比较，从而辨证友联高层回忆美援历史及刊物自主性的虚实。研究发现美方多次审查友联账务、刊物內容和工作效益，对友联和《蕉风》进行干预和批评。《蕉风》编辑方针被设定为不谈政治的纯文艺刊物，实际是要实现美方的‘隐形宣传’策略，读者一般看不到友联成员参与文化冷战的宣传行为，而是看到《蕉风》以自由文化的纯文艺理念，大力散播现代主义，以防读者被共产主义影响。”

许维贤和容世诚两位学者的论说，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在听到许维贤的论文之前，我虽然对发生在美苏阵营的文化冷战略有所知，但对我们这里的却毫无意识。

我当然知道国泰、邵氏和长城、凤凰电影的风格及“主题思想”截然不同，甚至泾渭分明，但管它那么多，只要是好看的戏我都照看不误；青少年时期爱逛书局，以那时较普遍的“进步”书局为主，但也不时上友联浏览，完全“不疑有他”；至于文学书刊，兴趣很广，《蕉风》、言情大众小说、“健康文艺”、武侠小说、侦探和间谍小说，以至红色禁书，什么都看，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都不排斥，喜欢就看，是个道地的“文化杂食者”。

那时对不同派别的文化艺术的选择是随性随意、“来者不拒”的，对“背后的政治资助”无知无感，对“文化冷战”更是一无所知，相信不少人也跟我一样。

根据许维贤的论文，友联和《蕉风》的高层，自始至终都对它们与亚洲基金会的关系讳莫如深，甚至一概否认。因此，友联的顾客群以及《蕉风》的广大读者以至作者甚至编辑是不会知道的，他们是基于对文化的兴趣和对文艺的爱好，光顾友联书局和支持《蕉风》。诚如许维贤在论文中说的：“友联几乎打造了新马华文文学二十世纪下半旬的半壁江山，其贡献当然不能抹殺和小觑。”

但他强调：“固然冷战不是诠释友联文学生态的唯一角度，然而先全面厘清冷战结构和美援文化如何对新马文学生态产生干预和主导，应是我们反思新马现代主义阵营和现实主义阵营何以长期对立的必要前提。”

的确，文化冷战不应是友联或《蕉风》的终审标准，但厘清这段史实很重要。了解这个重要历程，不忘来时路，对客观认清目前的文化生态很有帮助；温故知新，也有助于我们走好前面的路。

文化冷战已经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但大国之间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竞争也好、斗争也好，范围很广，战线也很长，文化肯定是个重要战场，而新加坡仍然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和美国的影响也仍会“一脉相承”。

中央情报局在新马秘密进行的文化冷战点燃于新加坡独立，甚至马来亚独立之前，当时我们没有自主权。今非昔比，随着各种防止外来干预或渗透的法律陆续到位，以及整体国家安全意识的提高，无论哪个国家想通过哪类资助和主导方式影响我们的文化发展，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在我们的自主发展之下，本地华族文化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虽然主要传承自中华文化，但经过长时间在本土的沉淀积累，以及与本区域其他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之后，发展成为今天这种与其他中华文化区不尽相同的、带有浓厚南洋色彩的独特华族文化。它不但是本地华族身份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新加坡多元文化建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

黄循财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谈到华族文化的传承时，就很形象地形容，新加坡丰富的多元文化就像一盘道地的海南咖喱饭，当中结合了西餐的炸猪扒、娘惹咖喱鸡，又有印度咖喱香料，最后再淋上华人的卤汁。

这道佳肴就像本地华族文化的形成乃经过长期酝酿一样，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

虽然新加坡已经独立自主，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以及在社交媒体无孔不入的情况下，各种外来的影响还是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我们。如何确保我们独特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不会在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和内部的社会变迁中，受到各种国内外因素的侵蚀，从而动摇新加坡的社会根基，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