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欧美学者并没有乖离正统政治学，西方政治学始祖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不就强调政治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民的幸福生活吗？

新加坡独立后，用一代人时间从第三世界跃升至第一世界的成功故事名满天下，多年来吸引了大大小小的国家前来“参访学习”，已经不是新闻。

它们想模仿的主要是构成新加坡成功的各个“单元”或具体政策，例如经济发展模式、城市规划与住屋建设、市镇与交通管理、医疗保健系统、教育培训体制、环境与绿化的整治、水资源的经营、公平分配与扶贫措施、社会秩序与种族宗教和谐的维护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各取所需的“模块选择”做法比较切实可行，容易操作，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做出体制上的相应改变。

诚然，有些国家在深入研究新加坡后会发现，这些各自精彩的单元、政策之间其实是彼此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是整个良治体系的一部分，并且了解支撑它的其实是我们独特的政治体制。但国情不同，政治模仿牵筋动骨，谈何容易。

即使如此，近年来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全盘学习”新加坡了，非洲的卢旺达和中美洲的萨尔瓦多是典型的例子。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欧美国家的学者也对“新加坡模式”认真关注起来。

卢旺达在1994年曾爆发百日内战，见证一场恐怖的种族杀戮。当时的人口大约700万，被屠杀的各族人数高达80万，被强奸的妇女多达20万，惨绝人寰。现任总统卡加梅（Paul Kagame）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战胜后，才终止了这场大屠杀。

卡加梅掌握大权后，采取坚决手段实现民族和解，并励精图治重建国家。这位对建国总理李光耀非常尊崇的“草莽英雄”一心一意学习新加坡，模仿我们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模式，极力维持政治稳定，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积极创造有利经济增长的环境。如今，这个从种族清洗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的国家，人口已经回升到1400万，不但经济发展得很好，各项经济和社会指标还在非洲名列前茅，享有“非洲的新加坡”美誉。

不难想象，在当年那种生灵涂炭、百废待举的绝境中，他为了制止种族仇恨、快马加鞭发展经济，是必须采取强硬手段的。在这方面，他是否刻意模仿李光耀的作风不得而知，但在取得卓越经济和社会成就的同时，也和李光耀一样招致西方的批评，指他不民主、侵犯人权、限制政治和言论自由等。

这些批评我们已是耳熟能详，似曾相识。也许这就是学习新加坡政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另一个想全盘学习新加坡的国家是中美洲的萨尔瓦多，该国总统布克莱（Nayib Bukele）是一位魅力型领导人，2019年以37岁的年龄成为萨尔瓦多的总统，只比李光耀成为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时年长一岁。

和李光耀一样，布克莱一上台就严厉打击犯罪和腐败，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成功粉碎了无处不在的犯罪团伙，也重挫了政治反对派。他的无情手段使该国从世界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变成拉丁美洲最安全的国家，至少在人均谋杀率方面是这样。

彭博社今年3月22日就发表一篇评论说：“布克莱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将萨尔瓦多变成一个拉丁美洲版的新加坡，一个以效率为名，由单一政党主导政治的秩序与自由市场的天堂——这一模式正是这位领导人自己也在大力宣扬的。”

评论接着指出，布克莱也并不十分喜欢自由民主，他无视宪法限制，于今年2月再次竞选总统，并以近85%的选票赢得压倒性胜利。与此同时，萨尔瓦多也在3月决定取消对海外投资和汇款的所得税（国会以69比0的票数支持），这与吸引富有投资者的模式相呼应。新加坡曾采取过类似的慷慨财政安排。

针对这一点，这篇评论继续将它与新加坡做个有趣的比较：“这里勾勒出的社会契约意味着萨尔瓦多人将以政治自由为代价，换取经济进步和社会和平的承诺。对于一个饱受犯罪困扰的地区，通过遏制暴力带来的积极增长影响不应被低估。你有理由质疑它的人权记录，但在一个遭受了多年痛苦的社会中，对照是强烈且受欢迎的——以至于选民最终忽视了自己的宪法。”

可惜的是，由于财政严重失衡，布克莱的“新加坡梦”还无法实现。

彭博社在这篇题为《布克莱破坏了自己的新加坡梦》的评论中就指出：“该国尚未提出解决不可持续的财政失衡的计划，巴克莱银行预计2023年该国的总体经济产值的财政赤字，包括养老金缺口，将达到4.6%。这是布克莱全面控制策略的一个关键弱点。”

发展中国家要学习新加坡并不稀奇，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欧美国家近来也似乎对所谓的“新加坡模式”开始发生兴趣了。

发达国家学者呼吁学习新加坡

5月29日，《新兴欧洲》（Emerging Europe）这份聚焦中东欧地区的独立时政刊物，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加坡模式：中东欧及全球所能学到的东西》的文章，高度肯定我们的治国之道。

这篇由曾经在罗马尼亚总理办公室和其他国际组织担任政治顾问的马格丁（ Radu Magdin ）撰写的文章指出：“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在于富有远见的领导力、健全的治理、战略性规划以及对创新和开放的强烈承诺。但是，也值得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因素，以理解是什么推动了新加坡的成功，以及中东欧及全球其他地区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他认为，通过将新加坡模式的元素适应到自身情境中，中东欧国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包容性增长，并改善其公民的福祉。

中东欧算是中度发达地区，要学习新加坡也还说得过去，但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不到10天，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民主老大哥”的重量级学者也先后发表评论，呼吁学习新加坡，才真的让人大跌眼镜！

首先“发难”的是因为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而名声大噪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艾利森（Graham Allison），他对新加坡和李光耀也有很深入的了解，6月5日，他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学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方可从新加坡学到什么》的长文，深入讨论新加坡的治理和政治的独特之处。

他引述了多项国际民意调查的结果，列出三份有关公民福祉、治理和个人权利及公民对政府满意度的成绩单，显示新加坡在前两项的成绩远比美国和英国优越，即使在第三项有关个人权利方面的得分比英美低得多，但相关民调却显示，大多数新加坡人对本国的民主制度感到满意。

对这样的一种结果，艾利森如此评析：“政府的作用是什么？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一个更加专制的国家，可能比一个更加开放的民主国家治理得更好，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上很少有仁慈的独裁政权能够实现良政，或者长期保持仁慈。但就新加坡而言，事实却是摆在眼前，不容忽视。”

接着，他问道：“美国人和英国人珍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由权利。但是，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会接受某些权利受到限制，以享有新加坡人所习惯的高标准治理吗？”

令人猝不及防的是，他突然提出了一个将政府“外包”给新加坡的政治实验奇想：“我们不妨考虑一个极端的假设。想象一下，美国和英国的公民不是在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和特朗普，或保守党和工党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可以投票选择替代方案，即把未来四年的国家治理工作外包给新加坡执政党。到了2028年，公民将有机会再次投票，是让该党再执政四年，还是恢复现行制度，在两党推出的候选人中作出选择。”

艾利森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激进且明显不切实际的假设”，但他认为，对这一问题，以及这种颠覆性的安排所可能带来的好处进行反思，应该有助于西方国家更清楚地思考让政府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

6月28日上午观看了拜登与特朗普的第一场总统选举电视辩论直播，一个结结巴巴不知所云，一个满口谎言面不改色，老实说，我和艾利森是感同身受的。

英国需要史诗般规模文化转型

艾利森的文章发表不过两天，英国领先智库“政策交流所”（Policy Exchange）的政治经济学主任维塔利（James Vitali）6月7日就在《恩格尔斯贝格观点》（Engelsberg Ideas）这份汇集世界顶尖思想家优秀文章的网上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加坡之道》（The Singapore Way）的文章，探讨了新加坡作为一个成功的国家模型所提供的启示，以及西方国家可以从中学到的东西。

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英国要应对当前的经济困境，将需要一次具有史诗般规模的文化转型。新加坡在20世纪的成功可能提供了一个指导……新加坡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其转型发生的背景与当今发达经济体必须面对的情况截然不同，但任何真正对如何扭转看似灾难性的经济局面感兴趣的人，都必须参考新加坡的例子以寻求灵感……事实上，英国政治左右两派的人士都谈论着效仿‘新加坡模式’。”

他认为，要真正改变一个国家就必须改变它的文化，并做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英国要应对当前的经济困境，它需要进行一次类似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和李光耀在新加坡所实现的文化转型。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变，任何努力确保国家更加繁荣的尝试都将建立在沙子上。”

两位英美重要学者不约而同认真探讨新加坡这个“不民主”国家的成功之道，甚至提出为了良治和人民福祉，是否应该改变政治文化、牺牲一些个人权利的大哉问，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的道德勇气令人钦佩，但发出这种无奈的呼唤，是否也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感到西方民主确已百病丛生、无可救药？

其实他们并没有乖离正统政治学，西方政治学始祖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不就强调政治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民的幸福生活吗？

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要向新加坡学习，我们当然欢迎，但也只须以平常心看待，不必沾沾自喜，更不应该像某些群体那样继续妄自菲薄。

至于我们自己，记得李光耀说过，他不会遵循任何理论家关于民主或其他方面的建议，而是从基本原理出发，探讨如何达到目的。

是的，我们不会盲目追随别人的意识形态，只会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但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要找到适合我们这个小红点“怪胎”的模式犹如缘木求鱼。因此，我们还是必须老老实实、继续不断从良治实验中找寻切实可行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