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完成超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第四次试飞。随着助推器顺利溅落于指定海域，飞船实现受控再入大气层，此次试飞达到预期目标，取得重大突破。根据设计指标，“星舰”是人类史上综合性能最强的运载火箭。

除了“星舰”，SpaceX的另一大竞争优势，在于能使用猎鹰9号和重型猎鹰等成熟的大推力可回收运载火箭，高频率发射商业载荷。2023年，SpaceX执行了98次太空发射任务，而中国仅执行了67次。在入轨质量方面，差距更为明显：SpaceX累计将1195吨的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占全球80%。此外，猎鹰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成本，不超过每公斤3000美元，远低于全球商业航天市场每公斤1万至2万美元的平均水平。

对于SpaceX，中国官方实际上已摆低姿态。2023年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宣称，和SpaceX相比，它“大而不强，大而不优”，与航天强国建设目标相距甚远。中国航天的发展是由国家主导的。作为最大的航天国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几乎是中国航天的代名词，该言论相当于承认了中国航天与SpaceX的实力差距。今年以来，央视新闻等官媒也曾引用SpaceX的案例，论证中国发展商业航天的必要性。

然而，对于这样一家在特定地缘政治背景下强势崛起，甚至可能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商业航天巨头，仅强调“虚心学习”似乎还不够。中国须要对SpaceX有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并在战略思维上做出调整。

首先，“大而不强”这一结论本身就有待商榷。诚然，SpaceX非常擅长运载火箭研发，但航天是庞大的系统工程，运载火箭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仅从单一方面来评价综合实力，无疑是片面的。

例如，完成月球背面采样的嫦娥六号探测器，和实现火星登陆的天问一号探测器，都不超过8.2吨，而在1990年服役的长征二号E运载火箭的近地轨道运力已达到9吨。如果运载火箭是航天任务成败的唯一决定因素，中国早在1990年代就能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甚至登陆火星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除了火箭本身，类似的探测任务离不开导航设备、深空通信网络、高精度雷达、能源供应装置、航天器姿态控制系统、可变推力发动机、避障算法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的支持。SpaceX掌握了所有这些核心技术吗？事实是，以外星殖民为最终梦想的SpaceX，至今还未能飞出近地轨道，而中国已经实现了环绕、登陆和巡视月球和火星。

即便在近地轨道上，SpaceX也不是全面的领先者，至少它还无法像中国一样，独立建造和运营一个第三代空间站。当然，SpaceX拥有全球最大的低轨道高速互联网卫星星座“星链”，但中国也拥有全球最大的卫星导航系统。

SpaceX是否强于中国航天，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只有和整个美国航天相比，我们才能肯定地说中国航天“大而不强”，毕竟中国航天也是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

更关键的是，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SpaceX对中国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它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本质上，SpaceX仍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至少是一个被动的代言人，这决定了SpaceX的发展难以为中国带来福祉。从《考克斯报告》到《沃尔夫修正案》，华盛顿官方始终不遗余力地通过限制中国航天参与国际合作，来遏制后者的发展。虽然《沃尔夫修正案》只禁止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等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开展航天合作，并未涵盖SpaceX等私营企业，但由于华盛顿官方还设置了其他政策壁垒，如《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出口管理条例》和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SpaceX与中国的有效合作仍然难以实现，因为它对中国输出的各种航天产品、服务或技术，都会受到严格审查。出于美方的国家安全担忧，相关交易大概率无法达成。

即便如此，如果SpaceX的业务不超出商业范畴，那还不至于产生消极后果。但是，自俄乌战争以来，“星链”已为乌军传输了大量情报信息，并提升对俄军的打击精度。鉴于美国已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对手，“星链”也可能成为针对中国的军事工具。更严重的是，早在2021年底，“星链”卫星就被曝出不只一次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高速接近中国空间站，对站内航天员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这些卫星进行意图不明的持续变轨，迫使空间站采取紧急防撞措施，而美国至今未对这些卫星的异常行为做出解释。

虽然中国对国际航天合作持开放态度，但华盛顿官方的长臂管辖，很容易毁掉相关合作前景，更何况SpaceX已经开始服务于美国对地区局势的干预，甚至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总之，中国应秉持“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藐视”的态度。中国航天部门要客观评价SpaceX实力，避免低估或高估，以获得更准确的自身定位，同时明确战略重点，将整个美国航天业作为首要的参考对象和追赶目标，避免被单独一家SpaceX打乱整体布局。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中国更应认清SpaceX的本质与局限性，以及双方的零和关系。当然，中国须要学习SpaceX的创新和商业化战略，但最终目标是与之竞争并巩固优势，以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作者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