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校园霸凌的报道，对国人来说有时很难理出头绪。毕竟，新加坡教育部在2022年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学校的霸凌案例保持稳定和罕见的状态，在中小学，每1000个学生中只有二至五个案例。但是，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校园霸凌事件却有增无减，与数据有所突入。许天瑜的《要向霸凌说“不”》（6月5日《联合早报·交流站》）就指出，霸凌行为在本地日渐严重，对未成年学生的打击不可逆转，并以身边朋友的经历叙述了受害学生心理上的煎熬。

较早前，《中国教育部要求在学校隐蔽场所装监控防校园霸凌》（6月1日联合早报网）也把霸凌行为推到浪尖。中国教育部要求各学校在楼道、天台、储物间等隐蔽场所，做到视频监控全覆盖。这种有震慑性的防范校园霸凌行为，除了引发很大的争议之外，更反映校园霸凌行为在全球的严重化。如果新加坡校园真的要说几乎没有霸凌事件，学校、教师和家长或许没有仔细觉察。不敢说、不敢问、漠视和处理不够慎密，都是霸凌日渐严重并一直不能根治的“隐形诱因”。

霸凌行为这么难解决，可能和我们一直怪罪霸凌者和被霸凌者，但对他们的了解却少之又少有密切关系。被霸凌者常被标签为“软弱无能”，但是所谓懦弱的行为，有时是因为被霸凌者不想霸凌者被惩罚而心软，而非性格上的缺陷。台湾亲子沟通作家罗怡君就曾说过，被霸凌的孩子，往往都有霸凌者渴望的特质，如：爱、坚强和善良。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被霸凌的孩子身上的缺点，而应该去鼓励和激发他们无私的爱和敦厚善良的品性。当教师和家长以“三岁定八十”的思想，把孩子看成不堪一击的受害者时，我们也失去一个教导他们用爱温暖人心和感化他人的机会。孩子并不脆弱，脆弱的是害怕他们受伤的人。如果学校和家庭沦落到害怕并不敢问被霸凌者时，孩子会一直都孤立无援。他们只能摸索，甚至还会因此依赖适应不良性调适策略（maladaptive coping strategies）如：自残、滥用药物和自杀幻想等方式，来应付霸凌的痛苦。

其次，霸凌者并不是单纯的“性本恶”。他们和被霸凌者都比一般人容易在成年后得到精神疾病，这或许和家庭情况和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方式有关。马来亚大学精神及心理医学专科医生皱升见就认为，家庭对成绩期望太高或是家里经济情况不好，都可能对孩子造成无形压力，并导致一些孩子通过霸凌行为来宣泄。此外，利用言语或行为上的暴力来管教孩子，也容易造成模仿行为。或许，霸凌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害者。但是，如果学校知道某个学生在霸凌别人，他们会去诚心帮助霸凌者还是选择漠视呢？我觉得，漠视的机会可能会比较高。因为可以处理这些心理问题的职员甚少，而现在很多学校仍以道歉、鞭刑和开除等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霸凌行为。这些方法看似做到了严惩的效果，但也确实处理不够慎密。霸凌者和被霸凌者在心灵上并没有得到救赎，学校也没有正面解决校园霸凌背后的原因：缺失的善良教育。

所谓善良教育，主要以善良和同理心代替惩罚。学校体罚霸凌者，与家长的暴力管教如出一辙，只是加重他们心理的创伤。善良如此珍贵，是因为它有双向奔赴的意义。霸凌者本身会希望被善良对待，被霸凌则通常具备善良和同理心等可以治愈他人的特质。善良教育必须包括：帮忙学生设定自己和尊重他人的底线，教导霸凌者不能逾越善良的界限，并学习如何从受害人角度反思霸凌行为。

此外，被霸凌者也应该知道善良必须带点锋芒。我们在保持善良的同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能一味退让和改变自己的原则。有些学校和家长可能会认为霸凌是孩子间的事情，跟自己并无关系。但是，校园霸凌反映的就是社会缩影，大人的行为也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发展。所谓身教不如言教，学校和家长可以尽责的就是身教，让孩子从小就建立以善为本的理念。

作者是医生兼临床心理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