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新加坡不能免俗走上政党轮替的“民主必由之路”，或者执政党不再一党独大，我们目前的这种良政还能维持吗？如何维持？

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建屋发展局及市区重建局前局长刘太格（虽然他自己不接受这个美誉），5月25日在中国文化中心发表了一席题为“城市规划与中华文化”的精彩演讲。

在这场知识含量丰富、博大精深却又深入浅出的演讲中，刘太格慷慨地与数百名观众分享他那些跨越了60多年时间及70多个城市空间、在组屋建设和城市规划方面所累积的宝贵经验，以及国内外硕果累累的规划项目，并且总结心得，从中提炼出一些精辟独特的观点，归纳出一些清晰易懂的规划和设计理念，让我们这些外行也能从知性与感性的层面，对城市规划这门看似深奥的专业以及它与文化艺术的关系，有个比较全面的概念，对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环境有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刘先生演讲的课题范围很广，内容非常丰富，我不拟在这里复述。但我注意到他在讲述建屋发展局和市区重建局这两个塑造新加坡居住环境的重要法定机构时，将它们形容为“难得的规划实验室”。

“实验”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目的是测试假设，验证理论，并通过对一个或多个独立变量的调整和控制来寻求答案，找寻最优方案。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必须在严格控制的外部条件下进行，才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

社会科学大实验

自然科学实验的外部条件比较容易控制，但刘太格在建屋局和市建局进行的是一场社会科学大实验。首先，他必须依据许许多多独立的“变量”进行规划，例如人口、土地、经济、住屋、就业、收入等这些硬数据，以及由社会学家提供的关于人口增长的趋势、社会概况、人们目前的住房需求及对将来居住环境的期许等各方面的调查研究数据，根据专业理论和严格方法来进行城市规划。

然而，若缺乏有利而且是可控、稳定的外部条件，这场关系到“人”而非“物”的实验就无法进行，或不会产生有价值的结果了。

对于城市规划“实验”来说，这个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就是政治环境。

从刘先生的演讲中，我们了解到，他的“实验”能够成功，政府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首先，为了落实“居者有其屋”政策，政府制订了强有力的土地征用法令，让建屋局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放手征用土地，一方面清除贫民窟，一方面快马加鞭大量兴建组屋，在满足人民的基本住房需求之余，还成功发展了许多五脏俱全、自给自足的市镇，形成了新加坡独特的组屋风情，闻名于世。

此外，“专业规划不受政治干预”也是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刘太格在演讲和答问中，一再强调开明的政治家应该了解明智理性规划的重要性，放手让专业规划师去做而不随意进行政治干预。他认为，建国总理李光耀就是这么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既不干预他的工作，也不要求他刻意为新加坡建造什么标志性的建筑物，对此深表感激，认为李光耀才是这方面最大的功臣。记得他就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李光耀才是真正的“新加坡规划之父”。

有了开明的政治家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两个重要的外部条件，加上“练真功夫，以仆人心态为城市服务，耐心等待成果”（刘太格对自己的要求）的规划师对国家政策和政府整体发展蓝图的认真贯彻，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实验”能够成功并赢得国际口碑，绝非偶然。

活生生的实验室

其实，刘太格与他的前辈和后辈以及整个团队所努力经营的“规划实验室”，只不过是存在于新加坡各个领域中形形色色的实验室的一部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新加坡就已不断被形容为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living lab），而且这个称呼在国内外越来越获得广泛采用。

例如，美国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就直接以“新加坡：活生生的智能实验室”（Singapore: A Smart Living Laboratory）为题。本地的例子就更多了：“新加坡：可持续发展的‘活生生实验室’”（GreenBiz 2014）、“新加坡非常适合成为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活生生实验室”（OpenGov Asia 2017）、“新加坡希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活生生实验室’”（外交部长维文，2021年）、“全球向低碳发展，新加坡大专学府可扮演‘活生生实验室’的角色，为未来城市设计推动创新方案，支持新加坡应付未来挑战，如果一个没有腹地的城市国家能做到低碳或碳中和，这也可以启发世界。”（教育部长陈振声，2024年）……

卫生部长王乙康2018年（时任教育部长）曾在一席专题演讲中，对这个概念做了很好的诠释。他是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大型国际集会上，以金融管理局董事的身份致词时，发表了这篇题为“新加坡：活生生的实验室”（Singapore: The Living Lab）的长篇演讲。

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城市国家的整个存在归结为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准备好进行实验，我们对各种想法持开放态度，我们尝试别人可能尚未尝试过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如何建立我们的武装部队，确保水资源充足，控制交通拥堵，促进种族和谐，提供公共住房的方式——我们从他人那里学习，吸取教训，并尝试新的解决方案。如果失败了，我们再试一次。实验精神已融入我们的血液。这也是为什么大型科技公司会在这里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这使我们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这是一个复杂、先进、管理严格但对商业友好的环境，你可以在这里让事情运作。如果在这里可行，那么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能可行。”

他说得对，“实验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而实验的目的，归根究底，就是要找寻最佳解决方案，进一步优化新加坡的良治。

良治实验室

其实，整个新加坡可以说就是一个“良治实验室”。

新加坡的“小而可控”，政治的稳定和高效的治理，使它能够实验各种社会经济政策、城市规划和社会管理模式。与此同时，政府积极应对新挑战（而不像许多国家那样回避或拖延）的态度和对创新的重视，则使整个实验场域充满活力，能够灵活应变，根据最新的情况验证各种假设，提出解决方案。事实证明，一些新的想法和政策、模式等，在我们这个“小红点”实施、试行、观察、验证后，已经为许多国家和城市采纳或模仿，在更广泛的范围应用。

我们的成功实验，向世人显示这个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既是城市也是国家的蕞尔小岛，在土地有限又缺乏天然资源的情况下，如何在让600万常住和流动人口有像样的居住环境之余，还提供了足以养活和提升他们的经济民生功能和充分的水源、提高生活素质的教育及体育娱乐设施、维护健康的生态环境及医疗系统，方便出行通勤的完善交通体系、保护安全的军事基地和训练野地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安排得那么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各得其所，八面玲珑。

在全球人口有超过60%将在2030年之前住进城市之际（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前景”报告的预测），新加坡的“实验结果”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模式，尤其是在提供宜居性、解决水源匮乏和防止环境恶化等方面。

然而，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一成不变，日新月异的挑战正接踵而来——地缘政治恶化、逆全球化和脱钩断链、极端气候常态化、人口迅速老龄化、民粹主义兴起、大流行病的威胁、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范式转移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变量，带来极大的干扰，过去的成功模式未必管用，很多实验也必须重做。

但新挑战或新变量的出现并不是新鲜事，对新加坡来说，挑战与变化才是不变的常态，我们已经习惯了，也一一应付过来了。最近的一场最大挑战无疑是冠病疫情，让新加坡面对巨大考验，结果我们以亮丽的成绩、极低的死亡率战胜了疫情，主要原因除了政府的高效和果断之外，人民对政府的高度信任也很重要。在这场主要由第四代领导人主导的良治实验中，新加坡又圆满成功了。

美国著名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在2022年对19个国家的2万多名成人进行的一项广泛调查显示，75%新加坡人觉得国家在疫情后更团结，是各国之中比率最高的；74%新加坡人认为，国家有效地应对疫情，反映了政治体系的长处，比率也高居榜首；针对人民对国家抗疫工作的评价，新加坡人有88%反映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好，比率也是最高的。

这个调查是对被西方不断诟病的新加坡民主政治的重要肯定。

证诸多数其他国家的情况，新加坡的治理成功以及战胜疫情的经验清楚显示：“良治”的背后是“良政”，没有良政就很难有良治。

“深谋远虑”“从长计议”都是长期规划、全盘考量的基础，但假如没有政治的稳定、政策的可预测性、真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人民的信任等这些有利的政治条件，它们都是“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对于大多数每四五年就必须面对选民的政府，能否实现竞选期间为争取连任许下的堂皇诺言往往已是个大问号，更遑论为未来世代的福祉进行长远规划了。

我们庆幸独立至今一直享有这样的良政，问题是能持续吗？持续多久？

新加坡的良政似乎是建立在“一党独大”“没有政党轮替”的基础上，因此享有长期的政治稳定、政策的可预测性等。权力的过渡至今已经进行了三次，都是在执政党的党内民主下和平顺利地交接。这种强调“结果正义”的新加坡特色民主尽管时常受到西方的质疑和诟病，拜登总统倡议的“民主峰会”也从不邀请我们，但却在各种良治实验中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给我们带来的经济、社会、民生、治安和环境等各方面的福祉有目共睹，也是国际公认的。

但谁能保证一党独大或没有政党轮替是“可持续的”？放眼世界，在外来干预和民粹主义兴起之下，政权频繁交替造成的政治不稳定已经是常态，尤其是那些治理不善和社会不公的国家。

假如新加坡不能免俗走上政党轮替的“民主必由之路”，或者执政党不再一党独大，我们目前的这种良政还能维持吗？如何维持？

新加坡的良治实验能否持续不断地取得成功，最后还是取决于良政的实验。这也可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实验。

实验尚未完成，同胞仍须努力。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