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选民的理性与公平，因而是成就李显龙政治生涯的重要配对因素，跟舆论对待李显龙卸任的反应一样，同样值得感激。

自李显龙总理宣布要在5月15日卸任，交棒给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后，各界纷纷对他几十年来为国家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平心而言，他当之无愧。与其他国家不同，在新加坡从政，虽然是一种荣誉和成就，但个中的酸甜苦辣，诚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缺乏正确的心态，可能还容易身败名裂。

李显龙在1984年从政，在2004年起接任总理长达20年，期间领导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经历了2006年、2011年、2015年和2020年四次全国大选，以及2012年的后港区、2013年的榜鹅东区，以及2016年的武吉巴督区三次补选。2011年5月7日的全国大选，事后被他形容为新加坡政治上的“分水岭”选举。

这场选举的重大意义，不仅于在野的工人党首次赢得被视为行动党选举堡垒的集选区，导致包括时任外交部长的杨荣文，以及首次参选的未来卫生部长王乙康等五人落选，更考验李显龙在面对重大挫败时如何反应的政治智慧。他在选后的记者会上说：“行动党将检讨这次选举结果，我们很清楚地听到你们的心声。行动党认真对待选民的意见，将改进政策，希望今后能够更好地与人民沟通。”

听其言观其行，事实证明李显龙这番话并非在敷衍选民。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他所领导的政府在分水岭选举后，确实出现了执政风格与路线上的转变，通过各种尤其是针对提高人民福祉的政策，重新赢取民心，且强化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刚在3月12日发布的国际咨询公司爱德曼（Edelman）2024年度信任度调查（Trust Barometer）发现，新加坡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比上一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至77%，在全球对政府信任度平均为51%当中一骑绝尘。

这当然要归功于李显龙愿意认真对待民意。这点非常关键。设想，若换作建国总理李光耀，选后的政治反应很可能是强化既定路线，最终错失政府与选民建立互信的契机。另一点同样关键的，是新加坡选民在2011年大选所展现的集体政治智慧。行动党的全国得票率为60%，比上一届下跌了6个百分点。简约而言，选民克制而公平地表达了不满，一方面申诉国家的方向走偏了，另一方面却没有完全否定行动党多年来的苦劳。

正是国人这种集体意志的理性展现，让李显龙有了表现个人政治技艺的宝贵机会。从2011年到他卸任，李显龙大体让国人对他真心以国家为重的执政理念心服口服。一个具体的例子是2020年大选，工人党再下一城，赢得了第二个集选区，在国会的席次从六席增加到10席。李显龙在选后做出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正式设立国会反对党领袖一职，并邀请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出任。他身体力行地表明，虚心接受有越来越多国人希望国会出现更多元的声音、更不同的点子，来应对越来越复杂和艰巨的挑战这一政治现实。

设立国会反对党领袖的意义非凡，它反映李显龙对于选举结果所代表的选民诉求，是从国家大局而非党派立场来理解和回应的。对比过去行动党对于反对党选区的政策歧视，如组屋翻新排在最后等，用“世界上没有执政党会去帮助反对党壮大”的论述来合理化，这显然是一种认知上的跃升，体现了民主领袖应有的政治胸怀。

新加坡选民的理性与公平，因而是成就李显龙政治生涯的重要配对因素，跟舆论对待李显龙卸任的反应一样，同样值得感激。没有选民的挑战，就难有李显龙优异的政治回应。选民的素质，从2015年9月11日的选举结果可见一斑。那年行动党得票率高达70%，虽然分析多认为，这一得票率比分水岭大选高出近10个百分点，是因为选民感怀在同年3月23日逝世的李光耀，以及国家刚在8月9日庆祝50岁生日，但这不足以完全解释行动党的选举佳绩——对李显龙在分水岭大选后改善执政风格的肯定，应是另外的原因。

记得一位曾旅居本地、崇尚法治与社会秩序的台湾朋友说过，新加坡人是有福报的。这一评语，至今仍然有效。承乃父之风，李显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领袖，从政的一生几乎都在忧国忧民。新加坡由这样的领导人执政，确实有福气。同理，国人在独立后对行动党的支持，并非毫无条件，而是根据政策的好坏，在每一届大选严格打分，勿宠勿纵。固然当中有不理性的投票行为，但每一次大选所展现的集体判断，都不失公允。新加坡有这样的人民，不啻是一种福气。

但福气不是永恒的，福报也并非必然的。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又谓“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在在提醒人们在惜福感恩之余，也必须时刻行善积德。表现在政治上，善德就是从政者与一般人都须意识到，国泰民安是持续努力、勇于承担和不吝付出的综合结果，不能忘其所以，因为环顾四周，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成功的国家凤毛麟角。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