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成长经历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命运注定；他的天赋和努力，则是这个小岛国的福气。

是李显龙选择了政治，还是政治选择了他？

小时候李显龙常随父亲、建国总理李光耀下乡访问，出席基层活动，小学未毕业即开始接受政治洗礼。他的政治启蒙始于新加坡的动荡时代，是李光耀的刻意培养，也是由于他继承了父亲的政治基因。

他1970年代初获颁新加坡总统奖学金以及新加坡武装部队海外奖学金，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并在1974年以数学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获电脑科学文凭。他放弃成为数学教授的机会，回国从军。他在1984年投身政治，随即负起改革新加坡经济的重要任务。1985年新加坡经济陷入衰退时，李显龙领导经济检讨委员会，推动新加坡经济在1986年之后逐步复苏。这些都是李显龙才干的试金石。

他在政治生涯中接受的考验和挑战接二连三，个人方面也面临多次的危机，包括丧妻之痛，加上两度患癌——1992年在副总理任上发现罹患淋巴癌，以及在2015年诊断出患上前列腺癌。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句出自孟子的话，用在李显龙身上最恰当不过。

他的成长经历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命运注定；他的天赋和努力，则是这个小岛国的福气。

李光耀是创业者，吴作栋是守业者，李显龙是提升者，他把新加坡提升到另一层次。

72岁的李总理4月15日下午宣布在5月15日卸任，举国上下没有震荡，也没有悲伤，有的是向李总理献上深深的祝福和感激。没有震荡，因为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体制稳定，有可预测性，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换班而引发社会的不安。没有悲伤，是由于李显龙为国家鞠躬尽瘁，没有眷恋权势，新一代顺利接班，是李显龙的另一贡献。政治领导的更迭无缝接轨，已有两个先例，这回再次顺利过渡，显见已成传统。

多位政务官及国会议员纷纷在脸书上贴文，感谢李总理的多年领导，也对即将接棒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表达祝福与支持。从大家的留言来看，许多人赞赏李总理治国富有想象力、遇事不惊、临危不乱、冷静、沉着、始终保持大将之风、以德以才服人、知人善用，以及能择善而固执，但又不冥顽不化。

李显龙任财政部长时，有一回请《联合早报》三名同事到禧街财务大厦（The Treasury）进行午餐交流，吃的是打包来的鸡饭。饭桌上说了什么已无法记得，只记得那是我生平吃过的最难吃的鸡饭，至今难忘。后来我私下跟他的一名官员打听鸡饭是哪里买的，原来是财务大厦内的一家餐馆。那其实是训练厨师和服务员的实习餐馆，难怪食物味道“还有很大进步空间“。李显龙为了支持他们，常跟他们打包外卖。这件事让我看到他身居高位却不失人情味的一面。

李显龙身上体现出一项李光耀的品质：重视事实与数据（facts and figures），他不会根据传闻和揣测作判断和决定。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说，李总理对数学、经济学、科学和科技的掌握让她折服。“这让政府的专业团队明白，领导人关注他们的工作内容，也会协助他们克服困难，把事情办好。”

他冷静客观，不感情用事，但在国会辩论中说到动情处，也会不禁哽咽，如现在网上热传的去年11月人民行动党大会上的告别演说。当他提到自己有幸在成年后，一生为国服务时说：“能为国家服务是我莫大的福气……”他强忍着泪水，说不出话的40秒，是一种无言的激动和强烈的不舍。他难以平复的情绪感染了整个会场，也感染了看视频的许多人。

李显龙在许多重大政策上的改革显而易见，一些细微的应变之道值得在此一提。如他在2004年接任总理之后的第一次国会辩论中发现，一些双语能力很强的国会议员，发言都不讲华语。因此，他过后建议修改国会议事条规，准许国会中的发言可随意转换双语。就因这一小小的修改，国会中随即出现新的双语风气。

更多在新加坡双语教育制度下成长和特选学校出身的双语人才进入国会，是李显龙对提倡双语教育的一大支持。他的华语演说经常在网上被转发。他在国会、年度国庆群众大会和许多社交场合中，用多种语言流利演讲，多语才华令国内外人士印象深刻。

此外，国会里的女性部长和代议士不断增加，也是他的一项政绩。

彭博社给李显龙总理开出一份在位20年的成绩单，从2004年到2024年期间各项关键数据，包括常年国内生产总值、资产管理、人口、组屋价格指数、私人房价指数、基尼系数、失业率、女性董事百分比、预期寿命和总生育率等等。各项指标都显示新加坡20年间的明显变化，变得更富有、疫后经济复苏步伐强劲、贫富差距缩小、国人更长命；唯独总生育率，从1.26惨跌至0.97。

总生育率不断下跌，“非战之罪也”，鼓励生育政策推陈出新，政府也好话说尽，无奈新加坡就跟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年轻一代视养儿育女为畏途。

新加坡经常令外人惊奇的是，这个弹丸之地还有什么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年轻一代不听话，不多生育，便是政府有心仍办不好的一件事。

51岁的黄循财从李显龙手上接过一份亮丽的成绩单，庆幸感激之余，想必难免战战兢兢。李显龙的成绩单对他是一个不小的鞭策。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