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原籍马来西亚，是归化的新加坡公民，属立国一代。早年在马来西亚接受12年的中小学华文教育。记得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级任老师在课室的前面放置了一个书橱，让全班约30来名同学都各贡献一本书，放在书橱里，大家轮流借阅。上了小六，那位级任老师也是如此泡制。这培养了我们的阅读兴趣。

上中学的第一年，学校发给我们一张书单，建议我们在初中和高中六年内必须阅读的24本中外名著书籍。其中四本中国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依其深浅度，安排在不同的年级，规定必须写一篇读后感，交给华文老师批改。外国著作依稀记得其中两本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基督山恩仇记》。后来也看了当时风靡一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

在那个物质匮乏、没手机和电脑、电话和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假期里唯一的消遣就是收听广播和阅读。我父亲的管教比较严格，晚上是温习时间，做完功课可以阅读。晚上约9时许，当家里“大光灯”的煤油耗尽熄灭之后，若想继续阅读，就只能点煤油灯“挑灯夜战”。

我家附近是一间熏树胶的工厂（把生树胶熏成熟树胶的加工厂，又叫“烟房”），工厂附近有间办公室，有订阅《南洋商报》，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帮母亲做一些工厂散工的“计件”工作后，我通常就在那办公室里阅读报纸，最喜欢看的是副刊的各类小品文，尤其是连载的武侠小说。偶尔金庸的小说断稿一两天，就好像失去了什么，好怅惘。我的阅读习惯就是在那个时代培养起来。那是一个“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年代。

高中毕业后我到台湾接受大学教育，念的是化学工程。在那个年代，工学院的学生总觉得工程是理工科，面对好多的定理、方程式、数学、化学、物理理论的实际应用，还有好多的实验要去完成。这些都是理性的知识，因此有些同学在参加课外活动时，往往选择哲学研究、话剧社、绘画、摄影、舞蹈等这类感性活动，寻求感性知识不足的心理上的平衡。

当时台湾一两家出版社，翻译不少外国作品，哲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和精神分析等。我即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接触到西方的知识，如《罗素的回忆录》、尼采的《上帝之死》、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弗洛姆的《爱的艺术》等。在每年漫长的寒暑假，唯一的乐趣就是阅读，那种阅读能力是惊人的，有如海绵吸水般，印证了一位大学教授所说，青少年是人生学习旅程中，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最旺盛的高峰时代。

1975年我来到新加坡谋生，在工厂做事，工余之暇仍然到书店里寻找偏好的书籍阅读。2000年，转换人生职业跑道到私立学院教书，由于工作所需，阅读的都是和企业管理有关的书籍。

以上描述，是个人阅读习惯养成的心路历程和个案。这让我明白一件事，阅读和一个人成长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学校图书馆的藏书、社会国家出版事业是否蓬勃发展，还有报纸的可获性和素质等，都有密切关系。阅读对一个国家和国民整体的素质，社会文化和精神文明层次的提升和发展，有着关键影响。君不见，新加坡全岛各社区的图书馆林立，并非偶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前年到综合诊疗所领取身体检查报告时，诊疗所安排我见一位关怀协调员。协调员看着她面前的电脑屏幕，然后向我询问一系列设计好的问题，如：最近有没有感觉身体那里不适、跌倒、疼痛、动过手术之类的问题。最后，她问了三个问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三个问题依次是（假如我没记错）一、你是否独居，若不是，和谁一起住？二、每周你是否有最少一次，在外头和朋友吃饭喝茶聊天；三、是否有一件事，是你一直想做，当做了又不感觉到累，并且一直想做下去。据个人的理解，这是在发现一个年长者是否会患上老人失智症等疾病倾向的提问。这也说明，卫生部和有关官方的用心良苦。

李显龙总理在去年国庆群众大会的演讲，提及新加坡将在2026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即每五个新加坡人之中，有一个人超过65岁。人口老龄化已不是一个新鲜课题，对国家整体生产力的影响，公共财务的负担，对医生、护士和医疗保健人员，医疗设施的依赖，都是沉重的压力。

笔者在进入60岁的时候，读了好几本和老龄化有关的书籍，总算明白一个道理。年长者若能在更早的时刻，了解老龄化的问题，做到在身心健康、经济独立、思想和生活都能独立自主，对自己和社会国家，都是一种贡献。因此，年轻时即懂得理财、身心健康等的重要，才能安享晚年！

阅读，可以增进知识，保持和最先进的思想接触而不至于脱节，尚可维持脑筋的灵活，培养独立思考，增进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不容易被网络各类资讯误导而受骗。新加坡早已进入学习型的社会，终身学习是大势所趋。阅读，是落实终身学习的一个成本不昂贵的管道。终身学习，何乐不为？

作者是本地私立学院兼职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