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英国警察表现出高于政府的保护言论与游行自由的倾向，及其不受政府控制的高度独立性，令我惊讶。

去年10月以哈冲突发生以来，伦敦每周六都有支持加沙的示威游行，警察对游行者的态度比较温和，认为是言论与游行自由。英国政府的态度则相对谨慎，最近出台了“极端主义”的最新定义，并公开了五个有可能被定义为“极端主义”组织的名单。这是迄今为止，以哈冲突对英国内政最直接的影响。

我是汉族人，在中国生活的岁月里，社会主要问题是汉人内部的不平等与不公平；而在英国，不单白人（英国主要族群），各种族肤色与宗教信仰者之间都能平等相待，对此我曾一直习以为常。在目睹支持加沙力量在伦敦每周六持续的游行引发的社会争论后，我才意识到英国社会的难能可贵。不单在二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时期解决了白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摘掉曾经“最讲阶级社会”的帽子，还有效消除了种族歧视，让不同种族与信仰的人在遵守共同民主价值观基础上和睦相处。

这种平衡却被以哈冲突导致的穆斯林力量频繁示威给破坏了。英国内部同时存在支持巴勒斯坦（支持穆斯林）和支持以色列的力量。但这两股力量之间相差近15倍——穆斯林在英国的人数从2011年的4.9%（270万）上升到2021年的6.5%（390万）；而犹太人在英国人数极少，从2011年至2021年，犹太人在英国的比率保持在0.5%（约27万人）。

这两股势力目前还未造成英国社会的文化冲突，但社会上反犹太主义和反伊斯兰教的行为都在增加，而政治正确的要求是：既要对反犹太主义说不，也要对反伊斯兰教说不。但因为红线不清晰，而且为了争取选民，所说的话是否会被视为种族主义，对从政者而言非常难把握，故在政治上已经产生了影响。

第一，大选补选候选人被发现有反犹太主义嫌疑，被工党放弃，以挽回声誉。

阿扎尔·阿里（Azhar Ali）是工党在罗奇代尔（Rochdale）补选的候选人，胜选机会非常大。但因为他曾说：“埃及人说，他们早在十天前就警告过以色列……美国人在一天前就警告过他们……有事情正在发生。他们故意取消了安全措施，允许……那场大屠杀给了他们为所欲为的绿灯。”此言论被曝光后，为证明“工党对反犹太主义的声音零容忍”，工党紧急取消了对他的支持，并呼吁工党支持者不要投票。

第二，保守党议员被视为反伊斯兰教，被迫转投改革党。

前保守党副主席李·安德森（Lee Anderson）声称，在每周举行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抗议加沙战争的活动中，首都已被“占领”。他在接受《GB新闻》采访时说：“我不相信这些伊斯兰教徒已经控制了我们的国家，但我相信他们已经控制了萨迪克·汗（伦敦市长，信仰伊斯兰教），控制了伦敦……他实际上已经把我们的首都送给了他的同伙。”

安德森拒绝为上述言论道歉，因此被剥夺保守党党鞭身份，最后他退党加入极右翼的改革党。改革党领导人说：“我认为数百万英国人赞同李所说的担忧和情感，那就是我们已经厌倦了街道被这些亲哈马斯、极端主义、反犹太主义分子和伊斯兰极端分子占领。”

第三，处于灰色地带行为（如支持巴勒斯坦力量的过激行为），警察与政府的理解不同。

2月，在下议院就呼吁加沙停火进行投票时，支持加沙的活动人士将“从河流到海洋”的字样投射到大本钟（英国民主象征）上。“从河流到海洋”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常用语，意味着“铲除以色列，建立巴勒斯坦国”，还是“争取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如何理解此话，一直存在争议。

伦敦警察局认为无须采取行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多年来在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我们非常清楚人们对这句话的强烈感情，虽然根据具体地点或背景，在某些情况下高呼或使用这些词语可能是违法的，但在更广泛的公众抗议场合使用这些词语，比如昨晚，并不构成刑事犯罪。”

内政部长詹姆斯·克莱弗利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第四台的“今日”节目：“我不知道这些图像是从哪里投射出来的……但事实是，这些字眼令人深恶痛绝。言下之意是要铲除以色列国……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政府，我们都完全拒绝这种说法。”但政府不会干涉警局的决定。

第四，个人遭到攻击甚至生命威胁。

保守党议员托比亚斯·埃尔伍德的家遭到亲巴勒斯坦抗议者的袭击；工党伯明翰埃格巴斯顿议员普利特·吉尔说，死亡威胁已成为她工作中的“常态”；保守党斯塔福德议员西奥·克拉克说，她随时都带着一个与警方直接相连的紧急按钮。

2月底，首相苏纳克在唐宁街10号门外的演讲台上发表电视讲话，这种布置通常是为大选等重大事件预留的。他针对“暴民统治正在取代民主统治这一日益增长的共识”，向警察局长发出警告。他希望警方采取更有力的应对措施，他说这是保护政治家和民主进程所必须的。他敦促警方利用权力紧急打击恐吓、破坏和颠覆行为。

过去几个月，英国警察表现出高于政府的保护言论与游行自由的倾向，及其不受政府控制的高度独立性，令我惊讶。

眼下，政府能做的只有修改法律。于是社区部长迈克尔·戈夫公布了极端主义的新定义，以及根据新定义须要重新评估的组织名单。伦敦市长萨迪克·汗随即表态，担心此新定义可能会“分裂社区”。

如果说英国整个抗疫过程曾经令我观看了一场公民与政府间如何定义自由的运动，那么这次，公民与政府间就“既要保护所有公民的自由权利，也要保卫国家安全”，正在向世人展示“民主社会如何运用法制来平衡自由与国家安全”。

作者是定居英国的双语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