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领导在中共二十大后，频密会见跨国企业高管，在过去近一年半里，与跨国企业负责人举行的正式会见，显著超过十九大后五年里的总数。

受访分析师指出，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外资流出的背景下，中国高层增加与跨国企业高官接触反映官方对外资流出的焦虑。

根据《联合早报》对中国官媒公开报道的梳理，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召开后至今年3月1日，中国高层累计与60家跨国企业的负责人举行了78次正式会见。

相比之下，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的五年里，中国高层只与41家跨国企业负责人举行59次正式会见。

上述梳理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副主席，以及兼任副总理或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一把手”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与访华跨国企业负责人的会见，也涵盖冠病疫情期间的视频会见，但不包括集体会面。

中国高层在二十大后与跨国企业高管接触增加，主要是兼任地方大员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会见的跨国企业高层显著增加。在常委级别的高层并没有明显增加这类会见。

受访学者指出，冠病疫情限制解除后，跨国企业高管访华数量井喷，中国各地各部门都增加相关会见，反映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与外企投资直接打交道的地方，希望稳定外资。

辽宁大学特聘研究员陈波教授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中国在中央层面强调外资的重要性，再由地方大员和企业家进一步沟通，展现中国对外资的开放态度，有助于消弭地缘政治对经济带来的影响。

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谢栋铭受访时说，官员增加会面是积极信号，但也反映官方对外资流出的焦虑。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直接投资负债（即外商直接投资，FDI）增加330亿美元（443亿新元），增幅比2022年下降81.7%，创下1998年来的年度最低。

谢栋铭认为，中国高层与跨国企业高管的接触有助保持沟通，但从根本上增加外企信心仍要靠稳定的政策环境、经济发展的决心。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年3月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要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包括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的准入，并针对有违内外资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进行常态化清理。

工业制造业占比最高

中国高层在二十大后会见的60家企业中，占比最高的是工业和制造业企业，例如美国霍尼韦尔，法国施耐德电气。排在第二的是金融，例如桥水投资、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等。接着是生物医药和科技企业，例如美国莫德纳、英特尔、特斯拉和空客公司。相较于十九大后，显著增加的是制造业企业和生物医药企业。

学者认为，高层会见的行业侧重，意味中国政府更愿意开放这些领域给跨国企业，也反映中国希望跨国企业能带来相关能力。

谢栋铭研判，综合化的制造业企业如泰国正大集团、美国丹纳赫集团、德国博世等，共同点是业务综合化、在华运营时间长、投资体量更大、带动的就业多；稳住外资制造业巨头，有助于稳住中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

陈波则分析，跨国制造业巨头高管访华数量多，也说明他们仍看好中国的成熟供应链，稳定这些制造业龙头，也有助于反制美国推动的脱钩断链。

陈波说，高层增加与生物医药公司的会见，反映的是中国国计民生的重点，在这一领域欧美仍具有领先地位，中国希望能加强合作。

东南亚企业显著增加

从跨国企业的来源国分布看，无论是十九大后还是二十大后，来自美国企业的负责人都是中国高级官员会见次数最多的。访华的跨国负责人会与不同中国领导人见面，其中重复会见次数更多的企业，如苹果公司、特斯拉、通用电气和德国大众等，也以欧美企业为主。

对此，陈波认为，这是一个双向的信号。他说，美国大企业高管积极访华，说明他们不愿脱钩断链；中国领导人积极会见，也显示中国政府希望维护跨国企业在中美关系中所发挥的“稳定器”作用。

此外，与十九大后的会见相比，中国高层在二十大后会见的企业中，新出现了东南亚企业。去年8月，中国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了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今年2月26日，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见了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印度尼西亚华裔企业家陈江和。此外，中国领导人也与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凯德集团负责人会面。

这些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间长，并不断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以金鹰集团为例，其创始人陈江和的祖籍是福建莆田，1980年代就进入中国市场。在多数外资企业对增加在华投资持谨慎态度之际，该公司去年7月宣布新增投资137亿元人民币（26.1亿新元），用于扩大其在广东的造纸、清洁能源和棕榈油业务。

谢栋铭说，东南亚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日渐紧密，东南亚对华的投资也在增加，中国领导人选择和其中具有华商背景的企业家会见，也有更多“同宗同源”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