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势力不均等的议会民主制度底下，很多人心里有两把尺，对处于弱势的一方给予更多宽容，是其所是，回避非其所非。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只能理解这样的现实，却又不能因为担心政治反弹而不处理。

工人党前议员辣玉莎在国会上说谎牵扯出的“莎谎门”事件，至上周二（3月19日）毕丹星被控上庭，算一下才恍然发觉这已经是两年半前的事。

2021年8月，工人党当时的盛港集选区议员辣玉莎，在国会上谎称警员不当对待性侵受害者，之后又重复谎言，过了两个月才纸包不住火自己承认撒谎，引咎辞职。

因为辣玉莎说谎的过程中，工人党三位领导疑引导她重复谎言，国会特权委员会那年10月开始调查，之后把报告书提呈国会辩论。过后决定对辣玉莎处以3万5000元罚款，而毕丹星和费沙分别因涉嫌在宣誓下提供伪证和多次拒绝回答问题，可能构成藐视国会的罪名，交给总检察署调查。

注意这起案件的人都很熟悉这个过程，而两年的查案感觉很久，但是根据过去的案件调查记录，警方需要重新传召所有相关者，包括搜查那些国会特权委员会当时无法得到的资料等等，这样的案件花个一两年，并不罕见。何况这种关注度极高的案件，如果说调查人员不更加仔细，翻开每一个石头端详，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回看，这两年中还发生一连串政坛风波，包括两党都有的婚外情、前交通部长易华仁涉贪污被控等，本届国会因这些丑闻劣事，空出了五个议席，这是前所未有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起诉毕丹星？阴谋论者觉得这是因为大选脚步近了，通过这个案件重新让反对党蒙羞，在下来一年半内随时可能举行的大选中对执政党有利。虽然这件事会对毕丹星和工人党的领导高层印象打点折扣，但事到如今，要扣的分在特权委员会调查后已经扣了。如果要借起诉对手，在短期内政治上获利，应该不会有正面效果。这是新加坡的政治现实。

就拿上届大选之前发生的市镇会风波，工人党领袖面对“不诚实”、“财务管理不当”等指控，也上了法庭，结果在两年后的2020年大选中，工人党在阿裕尼集选区的得票率还上升到59.95%的历史新高，同时还斩获了盛港这个新的集选区。当时工人党盛港竞选团队的辣玉莎还因发表种族和宗教相关网络言论，收到警方严厉警告。所以，选举前的法律事件对选情影响未必都是负面的，至少对向来被视为处于弱势者更是如此。

越是弱者，越能在人群中产生共鸣，特别是在焦躁不安的世界里，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某方面的弱者，锄强扶弱的“正义感”会凌驾于理性之上。

再看这个“莎谎门”后续，总检察署以抵触新加坡国会（特权、豁免和权力）法第31(q)节条文起诉毕丹星两条控状。在这个条文下，若被定罪，可判罚款最高7000元或监禁最长三年，或两者兼施。总检察署在毕丹星面控后不久，发声明说控方要求法庭对每项控状处以罚款而不是监禁，这个罕见的举措让人疑惑。

在刑事案件中，控方的求刑权通常在结案时才会提出，再由法官量刑。这次控方在被告表明不认罪后，发声明表明只要求罚款，不争取监禁，这就意味着毕丹星的政治生涯不受影响。总检察署这个非常规的处理少了解释，我们新闻室同事追问总检察署原因，得不到任何说明。这很可惜，让我们失去一个理解司法求刑原则的机会，只能让我们自己解读。

如果审讯结果，毕丹星要承担法律责任，只要面对罚款，不会丢掉议席，也不影响他参加来届大选，他的政治对手不会得分，甚至还会失分；如果他在庭上成功自证清白，无罪结案，到时唯一输家就是他的政治对手。

在势力不均等的议会民主制度底下，很多人心里有两把尺，对处于弱势的一方给予更多宽容，是其所是，回避非其所非。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只能理解这样的现实，却又不能因为担心政治反弹而不处理。

这让我想起李显龙总理过去十年，不断强调新加坡政治文化和标准的重要性。2014年5月那届国会第二个会期时提出“建设性政治”概念，这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行为、决策和自我订立的标准。他要求执政的党致力于实践建设性政治，不仅制定严谨有效的政策，也要求领导人的品格，不畏惧辩论敏感课题的利弊得失，还要维持高度的诚信，并能团结人民成就共同的事业。

2015年全国大选后，2016年1月份国会开幕时，政府的施政方针用“良好政治”取代“建设性政治”。良好政治要维持良性竞争，而不只着眼于眼前的政党政治输赢。

那两年的施政方针辩论中，李显龙总理和当时的工人党秘书长、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刘程强都针对两个政治新词进行了辩论。

2016年那次，刘程强说如果良好政治是为了有好的政策、国会不陷入僵局，这是对政治非常狭隘、技术官僚的看法。他认为良好政治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变，确保坚韧性，即使面对执政党逐渐腐败或意外倒台，人民还是能团结一心，国家能维持生存。他的良好政治有四个标准：包容性、具备温和推进改变的元素、相信新加坡人，以及用开放的态度看待政治的价值。

之后几年，李显龙总理致力于贯彻他对政治领导的诚信要求，碰到行为出问题，即使是自己阵营的人，也要敢于“非其所非”。因为良好政治，不是追求“包赢”的政治，不能只看短期的政党利益，而要考虑国家的长远生存。

若像刘程强当时说的，执政党如果“逐渐腐败或意外倒台”，要有同样能达到新加坡人标准的替代政府，维持国家的团结与生存，那我们也应该冷静地看待毕丹星被控事件。如果毕丹星能在磨练中学习，被强者训练过的人，有机会成为更强的对手。

不管他的官司胜败，他的政治前景只能由选民在大选中决定，而不会因为这场官司中止。这不知道是不是总检察署不求监禁刑罚的判断原因。因为他们不回答，我们也只能猜测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