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底，《联合早报》刊登了一则有关日本政府将施压企业，强制男职员放育婴假的新闻，概要是，日本为积极打造有利生儿育女的环境，落实男性育婴假制度。但鉴于当地的企业文化，很多男性“不好意思”休陪产或育婴假，2022年的申请率仅为17.1%。

同样面对少子化挑战的新加坡，2022年公布了女性发展白皮书，一系列促进职场平等的建议，包括鼓励更多家长使用育儿假，尤其是陪产假。从今年起，本地男性有薪陪产假已从之前的两个星期增加至四个星期，而雇员请假期间的薪资由政府承担。

针对相关课题的报道，一般会聚焦男性向公司申请育儿假时，所碰到的阻力。例如得面对缺乏同理心的上司，或是担忧申请这类假期会影响上司和同事对其工作表现的观感等。

无可否认，要在本地私人企业界落实这类措施颇具挑战，因为和法国或北欧等国家相比，我们的企业还远没有这种亲家庭文化。不过，虽说企业文化的转变是消除职场性别歧视的一大要素，个人明确的表态和意愿也十分重要。

日本男性的“矜持”不禁让我联想到，是不是还有不少新加坡男性也一样，仍然觉得申请陪产或育儿假是件该感到“不好意思”的事，因而难以开口？如果妻子是职业女性，他们会不会认为另一半做出这类申请较容易？当孩子生病或需要陪伴时，男性会不会理所当然地觉得女性向上司提出要求，比较“合理”？

与较为保守的日本社会对比，想必新加坡的情况没有那么极端。以陪产假为例，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数据就显示，2016年申请陪产假的父亲有47%，到了2019年，上升到55%。有薪陪产假增加之后，接下来这一数据是否会显著提高，就要拭目以待。

就我自己的观察和经历，新加坡男性积极扮演父亲角色的趋势是有迹可循的。最近，孩子就读的小学邀请父母和校长共进早餐，交流教育想法。出席者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父亲，有些和妻子一同前来，有些则是一个人参与。到了问答环节，一半的提问来自父亲。

周末带孩子上亲子音乐课，班上近10名孩子，每回至少会有一人是爸爸陪同。路上途经不同的增益课程中心，门外守候着的不仅有母亲、帮佣，还有爸爸们。另外，一位30多岁的同事在年初成为新手爸爸，时不时就会跟我讨论如何能更妥善地辅助妻子。现在，他也更有意识地规划时间，在情况允许时，居家办公，和妻子分担照顾新生儿的责任。

新加坡去年的生育率持续下滑，仅为0.97。这是新加坡生育率首次跌至1.0以下，是历来最低，也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与韩国等国家相似，处于世界垫底位置。

鼓励男性在家庭生活中扮演好人夫和人父的角色，究竟能不能有效缓解生育率低迷的状况，不得而知，毕竟不婚和不愿生育的趋势是多重因素造成的。

但在我看来，无论是否有助生育率，围绕孕育下一代的讨论，不应只沦为一场两性的公平之争。更重要的是，若说好了要携手组建家庭，双方就应该以实际行动，让彼此感受到在为一个共同目标全力以赴，而非孤军作战。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青少年受众工作群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