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起，我多次前往台湾国史馆查阅解密档案。作为佛教学者，我的关注点当然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佛教档案。但每次一连数日在偏僻的台北新店乡间查档时，也会偶尔调阅一些好玩的档案来放松一下心情。记得曾翻检了不少上世纪20至40年代的新加坡档案，发现当时各国都将间谍的触角伸到星洲，甚至有一位活跃于本地宗乡与慈善机构的著名侨领侯西反，便具有当时国民政府军统高层的身份，在被英国殖民官方以反英为由驱逐出境后，军统局高层紧急安排他回返重庆。他其实在军统之外也与中国政府在新加坡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有关系。关键是，他这些身份，视他为得力助手的陈嘉庚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

当时，各方政治势力之所以将新加坡当成间谍活动的中心，首先是与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新加坡位于东南亚，是东西文化汇聚点。自开埠起，就一直深具开放性与国际性，政治、经济管制相对自由，加上极为多元的民族、宗教文化，因此各国各族群都可以方便地混入本地的多元文化之中，也就为各间谍组织在本地开展活动提供了便利。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发达兴旺的商贸经济与高水准物质生活，同样吸引了各方势力粉墨登场。

近些年来，随着东南亚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中美博弈的加剧，尤其是冠病疫情期间，由于防疫手段政治化的强烈倾向，使各国加强了在本地的信息收集与政治影响力投入。这种外来影响也导致若干移民群体以母国舆论导向为指南，对新加坡独立自主的防疫政策加以干涉。这不仅加剧了本地防疫情势的复杂性，也削弱新加坡族群间、朝野间的宝贵互信。

因此，新加坡政府在2021年适时通过《防止外来干预法令》（FICA），以此抵御外来势力的信息宣传或试图通过代理人干预新加坡内政。这项法令去年底已经生效，极大地强化内政团队管控外来势力的能力，以减少区域外政治活动对本地政经情势的影响。

新加坡是一个由外来文明集合形成的脆弱国家，从历史来看，除了极少数巫裔土著之外，很少有新加坡人可以将自己与这个国家的命运相联结并追溯到开埠之前。无论是华族，还是马来族、印度族或欧亚族，祖先大多来自他邦异域。因此，无论是新旧移民，尤其是第一代新移民，即使母国没有主动且有组织地将触角伸到本地，祖籍国在新加坡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也都是长期存在的事实。本地的宗教、族群与商业社团组织，更与区域外的机构、社会保持或松或紧的各种联系，这也为区域外的政治干预提供了极大便利。如果有域外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对其外移人民的干预，以此来构建文化与制度认同上的联系，那就与李显龙总理所倡导的“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主张完全南辕北辙。

2015年，新加坡华裔馆曾举行一次研究海外新移民社会的学术研讨会，探讨了诸多相关问题，包括华人新移民群体同祖籍国与移居国之间极为微妙复杂的关系。新加坡的外来移民当然不局限于华人，但海外华人社会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的移民离散社群之一。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800多万中国人离开了大陆，遍布世界各角落。这个群体有若干普遍特征，比如新移民社群建构的“内向型”，即倾向于相对集中的居住与商业区，成立华社自助组织，与当地人较为隔离，没有太强的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与动力，并与祖籍国有很强联系等。这种融入意愿的薄弱，有时会导致初代移民在当地的边缘化，又反过来促进对祖籍国的政治、文化认同，从而形成融入的恶性闭环。

在世界各地，中国新移民对于当地社群与文化的影响依然以正面为主。这个群体不仅是移居国经过层层筛选后留下的，因此无论就教育程度、经济状况、能力水平等，都处于特定社会的中等以上，并且也对移民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进步等，产生正面的推动作用。但各国引入新移民，往往缺乏对本地的制度与文化认同教育，尤其是对那些来自祖籍国社会制度有显著差异的移民，更是如此。

近些年来，欧美移民的诸多问题，症结之一正在于新移民与移居国的政治与宗教认同差异。以本地情况来看，新移民落户新加坡的动机当然各有不同，但如果不能认同本地的基本政治制度与多种族、宗教和文化制度，只是看中良好的居住、教育与营商环境等，则终究容易被海外政治势力或意识形态所操控，成为本地社群中不安定的因素。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