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时，几乎全球政治观察者都为之惊讶，之前被外界称为“政治素人”的特朗普，居然战胜了前总统克林顿之妻、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希拉莉这位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职业政客。随着特朗普正式宣誓就职，他一步一步兑现在选举中对选民的承诺，包括提高外国进口商品关税以保护本土企业、要求美国企业返回本国设立工厂以增加本土就业、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寻求与伙伴国重新谈判、要求伙伴国家在防务问题上增加开支以减少美国负担等。他的上台给美国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特朗普似乎成为美国社会为之骄傲的民主制度的“坏”果，外界也在反思中得到一个似乎极具解释力的答案——民粹主义。

在对民主制度何以结出“坏”果的反思过程中，“民粹”经常作为一个“原因”出现，即在一些别有用心的“邪恶”政治家的鼓动下，那些受从众心理驱使且没有政治判断力的民众，投票给他们。政治家上台后为了自身政治目的，采取受大众支持的偏好政策，最终使得社会秩序混乱。这就是作为一种解释原因的“民粹”的一般叙事，特朗普以及之后巴西的博索纳罗，和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导人受到民众支持上台或参选，都被这一叙事给出的解释所主导。

但是，社会的有序运转与良性发展，不会因为这样一种二元对立话语得到保障，“民粹”领导人的下台也没有带来与之相反的更好结果。在将“民粹”作为社会秩序混乱的原因的解释成为主流之后，“民粹”成了一种贬义词，当人们谈论它时，也会自带一种价值批判。但是真正的批判应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如果“民粹”是社会秩序混乱的原因，“民粹”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是什么导致“民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当下这个被称为全球大选之年的2024年，在即将迎来特朗普与拜登极可能再次同台竞选、欧洲议会迎来英国正式脱欧和俄乌战争爆发后的新一轮选举、印太局势升温不减下，印度等多场重量级选举等背景下，将“民粹”当作一种长期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回应结果，或许比将其作为一种激进领导人上台的原因，更能避免战略误判。

当然，限于能力与篇幅，本文无法回答该问题，但“民粹”无疑是社会本身对存在并运转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系统性回应。作为结果的“民粹”，类似一种社会修正机制，就像它不存在某一种长期支持的政策偏好一样，“民粹”对社会的修正不带特定方向，但是没有人能够忽视它。人类社会只有正视它并分析背后原因，才能够得到自我修复和发展。所以，在当下世界多国大选即将到来，“民粹主义”与“批判民粹”两股力量逐渐壮大的背景下，正视“民粹”背后的原因，比批判“民粹”本身更为重要。

作者是成都世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