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哈战争导致一个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以色列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美国的犹太“受害者”叙事接近崩盘，以犹太人为中坚的左派内部发生严重分裂。

近两年，各种颠覆美国民主灯塔形象的风波迭起，最具颠覆性的事件，当属跨越2023年至2024年的哈佛校长“保位战”。事件缘于以哈战争引发左派阵营严重的政治分裂，导致犹太人受害者叙事崩盘，然后是哈佛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受到50起论文抄袭指控，让哈佛学术尊严扫地，美国左派以受害者理论为基础的新身份政治受到质疑。如果对美国政治稍有了解，都知道涉及上述三者，堪称全面文化战争开启，哈佛风波只是这场文化战争的前哨战。

掀开受害者特权（DEI）的第一层面纱：特权有大小。美国左派的新身份政治，是按照受害者理论（Diversity——多样性；Equity——平均；Inclusion——包容性，缩写为DEI）构建的一个按身份赋权的等级金字塔，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谁就居于顶端，在政府、军队及学术部门甚至企业的升职竞争中，按照这个等级优先考虑，同时兼具数种的更加优先。自2020年以来，这个身份金字塔的成员从“黑命贵”（BLM）、穆斯林、女权增加到LGBTQI+（性少数），等级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女权现调整至最后。

犹太人居受害者金字塔顶端

但是，除了少部分美国人之外，多数都忘记了犹太人居于这个受害者金字塔顶端。犹太精英很少公开提及这事，乃因犹太人当中80%以上偏左，其富人多年来一直是大学、学术机构及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的慷慨资助者，在大学任教的犹太精英更是左派中坚。二战之后，犹太人是人类社会最大受害者成为主流叙事。早在2004年，美国总统小布什通过《全球反犹太主义审查法》（Global Anti-Semitism Review Act），各国反犹主义办公室一直寻求在全球禁止反犹言论，DEI受害者序列当中，犹太人居于无可质疑的顶端。

但以哈战争爆发后，哈佛大学等名校出现反犹挺巴风潮，许多犹太精英震惊之余，纷纷关上他们的捐赠支票本。2023年12月5日，在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举行关于反犹主义的听证会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被传召作证。宾大校长利兹·马吉尔（Elizabeth Magill）于12月9日辞职。但MIT做出完全不同的决定，该校执行委员会于12月7日公开表示“全力、毫无保留地支持”校长萨莉·科恩布鲁斯（Sally Kornbluth）；哈佛董事会则表示支持该校校长——集海地难民、黑人、女权等各种政治正确身份于一身的盖伊，并趁机宣布盖伊早先就面临的抄袭指控只是“引用不足”，并未违反哈佛大学的研究不当行为标准，同时还发表该校700名教职员力挺盖伊的公开信，以示“民意”不可动摇。

在美国金融商界、教育学术机构均占据要津的犹太人，对美国政界的巨大影响力无出其右。美国政界对哈佛大学的决定做出强烈反应。12月8日，一份由72名共和党人和两名民主党人签署的联名信，要求哈佛、宾大和MIT三校董事会立即罢免学校校长，否则可能被视为犯下“反犹太主义的共谋行为”。

以哈战争导致一个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以色列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美国的犹太“受害者”叙事接近崩盘，以犹太人为中坚的左派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哈佛—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在12月9日至16日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8岁至24岁的美国人当中，有73%的人认为犹太人是压迫者。

掀开的第二层面纱：身份“正确”高于学术道德。盖伊能够被遴选为哈佛校长，除了集多重政治正确的身份于一身之外，她还是哈佛OEDIB（Harvard Office for Equity, Diversity, Inclusion and Belonging）的创办者，这种号称推进多元化平权的中心，在奥巴马任总统期间于美国政府、军队与教育机构中广为建立。哈佛董事会权衡种种利弊之后，愿意保护她，是因为保护她可以被称之为“反抗白人种族主义的压迫”。

但涉及盖伊的抄袭指控太多了。早在2001年，她的两篇政治学论文因数据明显不对，曾被“政治方法论学会”（Society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质疑。6个月前她获提名哈佛校长时，她的博士论文造假问题更是被多人指控。2023年12月26日，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汉森（Victor David Hanson）的推文，列举了盖伊应该下台的10个理由，重点集中在她满怀种族偏见、处事不公、学术道德低下，认为让一个剽窃者做校长，是对哈佛名誉的损害。

1月2日，福克斯新闻网又曝光六起对她抄袭的指控，至此共达50起之多。盖伊被迫在哈佛内网上发布了辞职信，信中只字未提她的50起抄袭，仍然声称自己是一个种族偏见的受害者：“有人质疑我对抗仇恨、坚持学术严谨的决心，我还面临着因种族偏见而引发的个人攻击和威胁。”

犹太精英反思身份政治荒谬

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是美国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创始人和总裁。他以积极投资策略和直言不讳的风格著称。去年10月7日以哈战争发生后，身为哈佛校友与捐赠者，他高度关注哈佛事件。今年1月4日，他在X（前推特）上发表了一段长文，阐述他对哈佛事件的思考，其中有段话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左派按照DEI理论建构的新身份政治，只是一种政治宣传：

“我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担忧，也意识到自己对DEI的无知。我开始理解，多样性、平均和包容并不是我原先天真理解的那些概念。我始终相信，多样性是成功组织的重要特征。我在此所说的多样性是最广泛的形式：观点、政治、种族、年龄、宗教、经验、社会经济背景、性取向、性别、成长背景等方面的多样性。但我了解到的是，DEI并不是关于其最纯粹形式的多样性，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宣传运动，代表那些在DEI自身方法论下被认为是受压迫的群体。在DEI框架下，一个人受压迫的程度是根据他们在所谓的压迫金字塔上的位置来确定的，其中白人、犹太人和亚洲人被视为压迫者，而某些有色人种、LGBTQ群体和／或女性被认为是受压迫的。根据这种由伊布拉姆·X·肯迪等人推广的DEI的哲学基础，一个人要么是反种族主义者，要么是种族主义者，不存在中立状态。”

我在X上指出：在多数犹太精英关注的焦点是反犹之时，阿克曼指出DEI之谬，是好的开端。唯一遗憾的是，他没能反思这套理论的源头是马克思身份政治的阶级压迫论。在今天的左派新身份政治中，马克思的“阶级”身份只是被替换成种族、性取向、肤色等身份标识。19世纪英国法律史大师梅因曾深刻地阐释：“从身份到契约”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革命，“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关系就是契约。……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古代法》第96至97页）

身份政治无论新旧，都是历史的大退步，即使它在美国这个灯塔国风行，仍然是对历史的反动。

作者是旅美中国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