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基辛格得名与获利最丰的，可能是他的中国关系和知识。不过，他2011年出版的600多页专著《论中国》，虽然流传广泛、颇为可读，却被许多论者视为狭隘、肤浅；书中对中国的认知颇为欠缺、过时，观察立论与分析结论也相当偏颇、失真。

美国前国务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著作等身的学者基辛格博士11月29日去世。世界各地的追忆、评论、纪念文字络绎不绝。在中国，基辛格更是长期以来几乎家喻户晓，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可能享誉最隆、待遇最高。今年7月，百岁高龄的他还访问了北京，受到最高级别的接待。

即便是在美国，所谓“凡事皆有可能”（anything is possible）的地方，基辛格也是一位罕见的破格成功人士，是所谓“美国梦”的一个近乎完美的诠释。一个15岁才移民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当年饱受白眼的典型少数民族），终身说英语都带有明显的南德（巴伐利亚）口音，成为高寿百年的学霸和权臣；既书斋里著述立言，又全球性建功立业，还盛名与财富双收。这个顶级成就不论是否绝后，但空前是毫无疑问的。

母亲明智一家“润”出故土

因为母亲的坚持，基辛格一家1938年明智而幸运地“润”出了德国。他留在故土的许多亲友后来都遭到纳粹大屠杀。五年后，基辛格应召入伍、入籍美国，参加了对德战争，1945年至1947年还“胜利返乡”了两年。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可谓深远。他对人性与政治、权力与权利、利益与道义、目的与手段的精深而独到的理解，应该是与他奇特而震撼的个人经历大有关系。他那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思想意识与机巧无情但圆润有效的生活实践，似乎都有日耳曼外交权术大师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的印记：他的博士论文就研究了这位两个世纪前建立维也纳体系的“老乡”。随后，他重复了无数第一代移民的故事，凭自己的过人智慧、卓越情商、辛勤努力，碰上非常幸运的机遇与伯乐恩师；建言立说，利用一个强大的朋友圈，迅速进入主流。在几十年里“辅导”过多达12位美国总统；在美苏冷战中，更是直接参与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八年（1969年至77年），成为一个极有权势的非民选高官，真切地影响了世界局势。

基辛格最为中国人了解的傲人成就，当属他1971年奉命秘密访华，促成中美关系的解冻和国际格局的一大重组。这个特技操作，惊呆了世人。互相利用的秘密博弈，体现了现实主义大外交的精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两国几十年的发展轨道。随后半个世纪里，他也由此在中国收获了巨大的名誉和红利。各种趣闻与好评毋需赘叙，毛泽东据说后来就此而发的一个感慨倒是颇为入骨：美国人踩着我们的肩膀去了莫斯科（由此跳出了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泥潭，达成美苏缓和以及核武军控）。

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主角是尼克逊

当然，基辛格的恩主尼克逊总统的赏识重用，是他能成为美国版顶级学而优则仕的关键。尼克逊其实是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主谋，其主要观点，可见于他1967年还在野时发表的文章《越南之后的亚洲》（Asia After Vietnam）。但是，基辛格的学术诠释和精明操作，确实有效地成就了两人的功业。

作为严肃学者和畅销作者，基辛格都极为勤奋高产，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标准。笔耕不缀70年，直到百岁高龄，还就人工智能（AI）发表意见，警示世人。笔者自己也多次引用过基辛格的许多著述。

博士后一度求职不顺，压力下基辛格写了成名作《核武器与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于1957年出版，虽然其结论后来连他自己也放弃了，却一直是一本学术经典；他的三部曲回忆录（3800多页），虽然不无失实，仍畅销各国许久；他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分析老到、洞见很多，极见学术功力。多年来，基辛格已经成为美国出版与新闻界的一大名牌，与他的顶级关系网和客户网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中国人有所谓人生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基辛格立功又立言，成就非凡。

他的个人生活也丰富精彩。其不扬外貌和浓重口音，并未妨碍他成为一个幽默风趣的社交好手。据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惊叹他的第二任妻子南希不仅年轻许多，个子还比他高了一个头。家庭生活之外，他的一句“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曾被媒体广为传播；一些明星也与他有过花边绯闻（虽然据说基本都是“柏拉图式”的）。无论是作为多产作者、咨询师还是退休高官、名教授，基辛格在积攒财富方面也是人中翘楚。世纪人生，可谓完美。

当然，人无完人。就三立之首的立德而言，基辛格时常被人诟病。因为其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和长期的诡秘做派，他被许多人，包括一些老同事、下属目为缺乏道义甚至漠视法律，惯于操纵人性，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趋炎附势而缺乏同情心；为与大国交往而牺牲弱小、忽略原则和人权。许多人认为他对1970年代印度支那、孟加拉、智利等地大量的“不必要”死伤，负有直接罪责。他多年来索取巨额咨询费和出场费，为各国各色权贵政要站台、美言、出谋划策，更是经常被指责为一大道德短板。

为美国思考大利大义的绝顶智者

使基辛格得名与获利最丰的，可能是他的中国关系和知识（据说，他50多年里访问过中国100多次，见过所有历任中国最高领袖）。不过，他2011年出版的600多页专著《论中国》（On China），虽然流传广泛、颇为可读，却被许多论者视为狭隘、肤浅；除了涉及他自己的一些有趣故事外，书中对中国的认知颇为欠缺、过时，观察立论与分析结论也相当偏颇、失真。

笔者最后一次见到基辛格是在一次视频会议上。百岁老人的思维与表达都清晰有力，令人惊叹艳羡；他在“内部”对中国的分析与答问，也是相当实在、明确。毋庸置疑，基辛格是一个为美国思考了大利与大义的绝顶智者，务实而成功。如他在1994年的900多页杰作《外交》（Diplomacy）一书中所说的，良善可取的国际关系大业，需要有大眼光、大手笔的坚韧政治家，和高明灵活、不拘小节的能干外交家。

一个时代远去了。斯哲已逝，其言其功其德，惟后人继续评说。

作者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