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自创的最重要力量，将不可逆地改变世界，而人类的命运很可能是均等的，要么皆成仙，要么皆毁灭。只不过，在这短期波动中，某些人会成为不幸的牺牲品。

有传言说爱因斯坦曾讽刺人类的愚蠢：“只有两种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而对于宇宙的无限，我还不是很确定。”我暂未查到此言原始出处，姑且借用之。

如何理解愚蠢？基于人我利益关系，可以避免对愚蠢的理解情绪化。以下两种行为是最愚蠢的：损人又损己；拒绝利人又利己。以下两种行为是很愚蠢的：损人不利己；拒绝利人不损己。相较而言，损人利己还算不上愚蠢，而只算是自私或贪婪。同理，智慧也可以放在人我关系中来理解，如利人而不损己，利人利己。

基于对愚蠢的理解，我有时觉得，虽然人类的智能愈加发展，但人类的愚蠢似乎并未好转。我甚至认为，与一战、二战时期相比，当今人类的智能虽大幅增强，但反而变得更加愚蠢，在更大尺度上重蹈中国晚清时代之覆辙。

所谓晚清时代，在此可理解为，因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的严重脱节而变得愚蠢，从而导致灾难。之所以用晚清时代来类比，是因为在清朝以前没有什么新型力量的兴起，各个王朝面对的基本上是同质力量之间的竞争，所以清朝以前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并非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的严重脱节。但是，晚清时代面临着新型文明和力量的冲击与挑战，并陷入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的严重脱节，进而导致覆灭。同样，今天的世界与人类，也面临着新型力量甚至新型文明的挑战，也陷入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的严重脱节，陷入晚清时代2.0版本。

全球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的分裂

“特定的政治行为不取决于一个命题的真假，而是取决于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看法。”（Finer,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Volume 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5.）芬纳所提炼的帕雷托这个观点非常深刻，不仅适用于政治，而且近乎适用于一切领域。人们行为的依据不是事实，而是认知。对于这种认知滞后于世界变化而导致的荒谬与悲剧，中国人应该不陌生。

晚清时期，世界已进入工业时代，但中国人仍陶醉于自己在农业时代的成就，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要说保守派仍沉溺于鸦片般的幻觉中，即便是开明派的洋务大臣李鸿章，也只承认中国的武器落后，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但是，比认知逻辑更深刻和更有力的却是事情本身的逻辑——世界自身是否已发生变化且发生作用——这并不因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而改变。如果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相冲突，后者会无情、残酷地打前者的脸。晚清拒不进行真正的改革，导致损国损民又损己（“己”指晚清最高统治集团）。世界的发展，无情地打了大清的脸——大清亡了。因此，帕雷托的观点，应该更准确地理解为：认知非常重要，但只有当它与事情本身相符，它才会产生积极效果；如果它与事情本身相悖，则沦为愚蠢，并导致荒谬和灾难。

当今，人类正在更大尺度上重蹈覆辙，陷入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的严重脱节：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大变局，这一变局已使当今世界的许多客观性质迥异于传统世界——这是不因认知而改变的事实逻辑，但是，当今世人的许多认知，仍宥限于传统时代，造成许多本可避免的损人又损己的荒谬和悲剧。

政治跟不上科技发展

人类正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它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最重要动力，并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邓曦泽：《三次大变局与人类命运》，《四川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人工智能、脑机技术和基因改造技术，三者只要有一种发展成熟，都将彻底、不可逆地改变世界。其中，人工智能最为炙热。对它能否达到高级水平（人脑水平），尚存争议，但对它能到达中级水平（能执行复杂的指令，替代大多数重复劳动），已无可怀疑。

在这场大变局中，全球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分裂最重要的表现，是政治跟不上科技发展。政治精英和科技精英都没有认真思考科技发展究竟会如何影响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及人类命运。本文之所以将政治作为重点，是因为它作为人类最为组织化和秩序化的资源和力量，最能直接且显著地改变社会与世界。不过，这种传统意义的政治功能与地位，很快将让位于一种新型政治——技术政治。

（一）国家政治观念的落后

人类政治演化至今，民主法治成为主流，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典范，没有国家敢公开反对民主、法治、人权、平等等现代价值。但是，也存在一些打着民主法治旗号的专制人治国家。因此，民主与专制之间一直存在斗争，这种斗争可以称为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分歧。

无论民主还是专制，都要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核心任务是回答任何统治者要想顺利进行统治，都必须向人民交待的两个（实为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统治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服从我？”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构成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无论如何回答，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无论法治还是人治，统治与被统治这一关系都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特定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及具体的统治形式。

进一步思考可知，政治合法性建构之所以要获得人们的认可，及统治之所以必要，都假定了同一前提：人是有用的。因为人是有用的，所以统治者希望人们服从统治和安排，并为统治者创造价值。如果人变得没用或用处很小，则统治者不再在乎人们的认可。那么，谁统治？统治谁？统治还有多少意义？简言之，“人民”还值得统治者去说服和争取吗？这些问题都值得重新考量。

但是，人民的工具价值下降，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就好过，因为他们也可能被技术权力反噬。实际上，人类社会自身制造的权力图景正在发生改变，一种新型权力即技术权力已经诞生并迅速壮大。2021年1月初，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社交账号被推特等社交平台全面封禁。然而，这一事件的深层意涵被人们忽略了。技术公司直接封禁总统，而总统居然毫无还手之力，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这意味着，技术已表现出明显的权力特征，并开始独立于政治，与政治竞争。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技术将越来越不依赖国家，反倒是国家越来越依赖技术，使技术具有日益摆脱政治控制的独立性。

在这个意义上，有些国家的统治者尽管打着民主旗号，但行专制之实，仍痴迷于强化传统政治权力，而不愿意与人民和解而共赢，并共同应对新的风险与更大的挑战，可谓愚蠢至极。

（二）国际政治观念的落后

二战后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全球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财富生产方式与战争形态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导致科学技术、资本与管理，在财富生产和国家安全维护中的重要性（权重）日益增大；领土与地缘的重要性则日益下降，使世界进入后领土后地缘时代。

在空间上，这一变化表现为全球资源商品化，使财富生产方式呈现出显著的去本地化特征（包括国内异地化和跨国化），即财富生产虽仍依赖土地，但既不再依赖特定的土地，也不再依赖特定的领土。同时，技术进步使战争形态发生巨大变化，武器越来越容易突破传统的地缘屏障或空间阻碍，严重削弱了传统地缘的军事功能（参见邓曦泽《后领土后地缘时代与俄乌战争的愚蠢——俄乌战争沉思录之五》，《联合早报》2023年6月6日）。

但是，各国，尤其是大国，罔顾时代变化，沉溺于传统领土与地缘观念，并引发诸多领土争端和地缘争端。北约东扩、俄乌战争、中美冲突、台海危机等都是这种愚蠢观念的产物。犹如一种东西的价值从1000元下降为250元，但两个人却仍沿着惯性思维，各自花500元去争夺这250元。如果改善观念，人类不但能有效避免损人又损己，且能做到利人又利己。

对于当今世界的思想囿限，若问哪国该负最大责任，非美国莫属。当前，美国仍是全方位领先国家，它理应首先洞察到时代变化，转变自身观念，并引导各国改善观念。只有美国才能带领各国走出观念和行为的误区；只要美国没有改变传统观念，这个世界就不会太平。但是非常遗憾，美国仍沉溺于传统观念。1970年代以来，美国重要学者与学者型政治家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艾利森、米尔斯海默、华尔兹、摩根索等都仍在沿袭甚至强化传统地缘政治观，并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三）科技精英的失责

不知是因为不懂政治，不关心政治还是逃避政治，在当前的人类愚蠢大戏中，科技精英也严重失责。马斯克、奥特曼等人有许多远大的抱负和规划，却偏偏忽视了当下的现实。马斯克的移民火星计划可能很重要，但并不紧迫；奥特曼的普惠基本收入（UBI）构想，虽然善良，但也不紧迫……他们在作宏大构想之际，却忽视了技术进步的社会效应，正在改变人类社会与历史的运行方式，传统的经验和观念几乎全部失效，如果继续沿用，将产生更多损人又损己的悲剧，如上文所言的地缘冲突。

这些科技精英（及资本精英）本该利用他们对技术的超前认知和对社会的影响力来告诉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无论是国家政治观念还是国际政治观念——作为认知逻辑，都已与事实逻辑严重脱节，应该以观念转变来应对变局。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是他们的失责。这种失责是导致全球性愚蠢乃至诸多损人又损己的冲突的重要原因。

谁是牺牲品？

近些年，我越来越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自创的最重要力量，将不可逆地改变世界，而人类的命运很可能是均等的，要么皆成仙，要么皆毁灭。再过二三十年回头看，当前的俄乌战争、台海危机、中美冲突及某些国家的政治丑陋，都微不足道，只是短期波动。只不过，在这短期波动中，某些人会成为不幸的牺牲品。

可怜的牺牲品！谁又是牺牲品？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