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总理以资政的身份在内阁里继续扮演献策建言的谋士，又要避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现任总理身上，对内阁是一门政治艺术。

11月8日举行的第六届彭博创新经济论坛晚宴上，彭博社总编辑米思伟在专访总理李显龙时提出了一个小观察，饶有趣味。当年，米思伟在李显龙总理接棒不久后拜访了建国总理李光耀，他诧异李光耀居然在内阁会议室上面的房间办公。米思伟对此大惊小怪，我只能猜想他认为这有点不符合礼仪。

第二位总理吴作栋从李光耀手中接过治国重担时，曾考虑过是否把总理公署迁出总统府。这是新加坡总理职位第一次换人，没有前例可循，李光耀当时给他的一个意见是，如果他要保留政策的延续性，就不应该把总理公署搬出总统府，因为若这样做，等于是向国人表示他将有所改变，或是要跟第一代政治领导人保持距离。因此，李光耀建议他接手自己的办公室，并表示准备搬过去已看中的另一个总统府房间。但吴作栋出于对李光耀的尊敬，不敢劳驾李光耀，所以另外装修一间房作为总理办公室。

吴作栋在个人访谈录《高难任务》里，把当年继任时的这个小插曲说得生动有趣。他说，在西方的民主国家，领导人一不在位，就跟其他人一样；但新加坡有自己的一套，前总理必须照顾一下继任的新总理。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似乎不适用于新加坡。前总理以资政的身份在内阁里继续扮演献策建言的谋士，又要避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现任总理身上，对内阁是一门政治艺术。

新加坡有别于其他民主国家的这一套，至今为止还是行之有效，今后能否保持下去，有待观察。李总理最近在行动党创党70周年大会上宣布，他将在明年11月21日之前，让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接任。到时李总理会扮演什么角色，已是国人心头上的一个疑问。米思伟的提问，显示这也是国际媒体所感兴趣的。

李总理的回应是，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前任既要“照看”（overwatching），却又不能“过度照管”（overbearing，《联合早报》的报道中译成“专横”），前任必须“使用恰当、明智的话语，而不是束缚你的继任者的风格”。李总理是过来人，知道“前任”的位置在哪里。

领导人的换班，总会带来一些新气象，这是国人所期待的。其实第四代已经为正式接班做了不小的铺垫工作，如在生活费上涨的课题上。

在新加坡，政府不说社会福利，只说“社会契约”，含义包罗生活各个层面。在“新加坡携手前进”的旗帜下，动员全民的参与，而不致流于一种由上而下的政治运动。

出自政府的口，没有抽象的说词，或是政治术语。李总理于彭博创新经济论坛晚宴上说：“新加坡目前处于必须携手做得更多和互相帮助的阶段，政府必须参与其中，但必须努力避免所有问题都依靠政府来解决。”政府不养懒人的立场一以贯之，不会因新一代的上台而有所改变。

工人党领袖毕丹星近日在国会辩论中说，考虑到政府能在财政预算案之外拨出11亿元的援助配套，以及当前的财政表现，工人党质疑是否有必要在明年调高消费税。几日前，工人党在国会提出“生活费危机”动议，促请政府检讨政策，减低新加坡人和家庭所面对的生活费压力。朝野关心民瘼的出发点一致，却各自表述。

政府能在预算案之外另外拨出巨资纾解民困，即表示国库充实，国库既然“钱饱饱”，为何还要继续提高消费税？反对党的立论角度也许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鸣，但也反映了政府必须生财有方，才能未雨绸缪，才能随机应变的事实。

代交通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反驳工人党的论调时说：“反对党必须坦诚，且保持一致的立场，不能在每次消费税上调时就提出反对，却又想动用上一轮消费税上调所取得的收入。”

政府一边调高消费税，一边多方补贴，看似矛盾，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的“米缸”不会自动填满。米从哪里来？平民老百姓不能了解其中奥妙，以为生活费上涨本来就是政策造成的，也就因此不把政府的一切补助津贴当一回事。

行动党武吉班让区议员连荣华动议修正工人党的动议字眼，强调“国会清楚生活费是全球关注的问题，呼吁政府继续通过政策，减轻新加坡人和他们家庭面对的生活压力……”，很显然地是为了表示关心民间疾苦不是反对党的专利。八名工人党议员和两名前进党非选区议员反对无效，这项修正最后通过是必然结果，工人党想必也为之气结。

这场超过七小时的辩论，给明年底正式接班的第四代领袖提了个醒，“米缸问题”是他们领导力的一块试金石，不能再靠前任指点江山。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