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在普遍不看好的情况下，印度硬是以自己独有的周旋技能和叙事方式，让本已难产的联合声明，在会议召开当天就问世。不仅如此，峰会正式吸收非洲联盟作为成员，就应对气候变化形成一定共识；美国总统拜登承诺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总理莫迪和拜登连同八个国家和地区组织领导人，共同签署建设连接“印度—中东—欧洲”（IMEC）经济走廊的谅解备忘录。会议期间莫迪与各国领导人频频会谈，带领当世主要经济大国领袖光着脚为圣雄甘地默哀，都对印度的国际地位、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以及莫迪本人的政治声望，产生可观的加分效应。

印度与莫迪的高光时刻，自然令人想起今年6月莫迪访美和8月在印度第77个独立纪念日讲话中的豪言：印度将在未来五年成为全球“第三大国”，其实印度外长苏杰生今年5月在阿南特国立大学的讲话中就已明白讲过，当时他以“莫迪治下的印度：一个崛起大国”为题，称印度的崛起存在特殊意义，强调当今印度在国际事务中显然已提升的影响力。

无疑，“印度崛起”是近年来印度举国乐此不疲的话题，尤其在印度经济总量超过法国、英国跃居世界前五，太空技术不断突破，成为世界首个探测器在月球南极附近着陆的国家，这都是骤增的崛起筹码。

事实上，是不是以Bharat（一般译为“巴拉特”）取代India，说到底是印度自己的事，世界上为去除殖民主义色彩，体现民族特色更改国名的国家不少。缅甸英文国名就是由Burma改为Myanmar的；斯里兰卡是改旧称锡兰而得。此外，用加纳代替黄金海岸，改象牙海岸为科特迪瓦，都是同样道理。去年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为“体现土耳其民族的文化、文明和价值观”，专门签署法令，将土耳其官方外文名称从Turkey改为Türkiye，都是前例。只要有多数国民认可，旁人说不得什么。

至于“印度崛起”，更是印度自己的事。尽管大国崛起总会带来国家间竞争的此消彼长、强弱起伏，并对世界格局变化产生震动，但一个国家如果不断累积实力、持续增长，妥善处理内外矛盾，赢得良性发展空间，崛起就是大概率的事。

何况印度如果能崛起，起码也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某些经验。至于议论颇多的生态污染、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不足等，很难谈得上是绝对的制约因素。想想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中国，实际上也是在各种“不可能”的怀疑中实现崛起的。当印度人把自己的事情都办得很好，崛起其实是个副产品。反之，假如印度始终缠绕于民族矛盾、收入差距、人口膨胀，以及与邻国的纠纷中，就只能断了崛起的前程。所以，“印度崛起”与否，答案在印度自己手里，就如选择Bharat还是India一样。

这样的道理，用于诠释今天乱哄哄的世界秩序也有些适用。审视这世界，国家来往也好，国际关系也罢，操心他国如何挑战、威胁自己，似乎多于关注自己的发展；注重如何针对、制裁对手，好像强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种颠倒主次与因果关系的思维，至今还有不小的市场与呼应，这是不应该的。“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世界格局越乱，国家竞争越激烈，做好自己的事就越重要。“印度崛起”是这样，每个国家的发展也应当是这样。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只是要真正明白，却并不简单。

作者是山西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