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刘燕婷

近日，中澳关系有了新进展。

9月7日，中国与澳洲在北京举行高级别对话，距离前次的2020年悉尼对话已过三年。此次澳方代表团由工党前贸易部长埃默森（Craig Emerson）率领，自由党籍的前外长毕晓普（Julie Bishop）亦有出席，足见澳洲两党对本次对话的政治支持，其余成员则来自企业、政府、学术和媒体等领域，都是熟悉中澳关系的人士；中方代表团则由中国前外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肇星率领参加。

7日当天，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也借亚细安会议，与中国国家总理李强举行了场边会面。会后阿尔巴尼斯表示，自己与李强进行了“坦诚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双方都对“稳定双边关系”正在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自己也将在年内访问中国。从时序发展来看，这是澳洲总理2016年以来的首次访华。

从高级别对话复办、中澳总理会晤，到澳洲总理确认访华，中澳关系经历近年震荡，明显已有回暖迹象。而这一变化，被认为是2022年5月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澳洲调整对华政策的直接结果：2022年7月，澳洲新外长黄英贤在峇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会见王毅；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峇厘岛会见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2月，王毅与黄英贤在北京会晤；2023年1月，中国部份放宽对澳煤炭的非正式禁令；5月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访华，之后便是前述的新进展。

而如此变化，体现了阿尔巴尼斯政府治下，澳洲对华政策的实用主义逻辑：虽视中国为战略挑战，却也正视自己与中国的经贸联系。

观察澳洲知名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23年所做的几份调查，可以窥见澳洲舆论对华的复杂观感。

以“未来十年澳洲切身利益威胁”的调查为例，“来自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是澳洲民意最担忧的事，有高达68%的受访者如此认为；位列第二的威胁，则是“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具有64%的民意基础，而这一数据在2022年仅有35%，可见中美博弈、台海紧张的氛围确在近年造成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则在此次调查中位列第四，以59%的民意基础略低于排名第三的“朝鲜核计划”（60%），但“中国外交政策”在2022年尚有65%民意基础，今年降至59%应是受阿尔巴尼斯政府对华缓和、中澳关系解冻的背景影响。

由上述数据可以发现，澳洲民意对中美军事冲突的担忧十分显着，其中应有恐惧中国威胁，却又不想过度卷入的情绪背景。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23年的其他调查也有类似趋势。

例如在2023年“如果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6%）认为澳洲应保持中立，这一数据比2022年增加了五个百分点，另有42%的受访者认为澳洲应该支持美国，但这一数据也比2022年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如果将题目聚焦为“倘若中国大陆入侵台湾，你是否会支持与美国共同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绝大多数受访者（80%）表示支持“接纳台湾难民进入澳洲”，也有76%受访者表示支持“澳洲对中国实施经济和外交制裁”，有64%支持“澳大利亚向台湾政府运送武器和军事物资”，有61%支持“派遣澳洲海军阻止中国大陆对台实施封锁”，唯一没有得到过半支持的选项是“派遣澳军前往台湾抗击解放军”（42%）。

例如“未来20年内中国会否对澳构成军事威胁”，有高达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非常”、“有些”可能在未来20年内对澳洲构成军事威胁，这一数据与2022年相同（75%），并且显着高于2018年（45%）；“谁是澳洲在亚洲的最好朋友”调查中，日本（44%）再度排名冠军，遥遥领先排名第二的印度（16%），中国则以7%数据倒数第二，但回顾2016年，中国可是在同一调查中位居榜首；在“感情温度计”中，新西兰以85°成为榜首，其次是75°的日本与英国，中国的数据则是较低的33°，这一读数自2021年来便稳定如此，但2018年却还有58°的高温。

不过如前所述，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的中澳解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意流转。例如针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潜在的军事基地”调查，绝大多数受访者（87%）表示，他们“非常担心”或“有些担心”中国可能在太平洋岛国开设军事基地，其总体结果与2022年的比例相去不远（88%），但表示“非常担心”的人数整体下降了18个百分点。在“对全球大国的信任程度”调查中，日本（85%）、英国（84%）、法国（79%）、美国（61%）是澳洲受访者最信任的前四名，中国（15%）和俄罗斯（8%）则再次垫底，成为受访者中最不值得信任的全球大国，但对中国来说，这一数字已比2022年（12%）略有增长。

而针对中澳近期回暖，包括双方高层会晤、中国解禁部分澳洲产品进口，澳方民意也有相对积极的回应。在“对中澳关系相对改善有何看法”的调查中，超过一半（56%）的受访者表示，恢复部长级接触对澳洲的国家利益“非常”或“有些”积极，其余的人则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这不会对澳洲的国家利益产生影响（21%），另一派则认为这会对澳洲的国家利益产生“非常负面”或“有些负面”的影响（20%）。

综上所述，澳洲民意整体防范中国，却又不过度反对政府改善中澳关系，观察箇中原因，除了担忧被卷入台海战火外，经贸当然是关键。

2015年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双方豁免了彼此的进出口关税，澳洲也为自身的铁矿石、煤炭和液化天然气找到稳定市场。但2020年开始，中澳关系遭遇重挫：时任总理莫里森先是在冠病溯源上剑指中国，又取消了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接着在新疆、香港议题上高调抨击北京，明显是要呼应美国发起的“对华围堵”。

不甘示弱的中国于是祭出一连串对澳制裁：先是在2020年5月对澳洲大麦加征80%的反倾销税和平衡税，又在同年6月发布澳洲旅游警告，提醒游客“切勿前往澳洲旅游”，接着在8月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逮捕了CGTN的澳洲籍主持人成蕾，并以“口蹄疫”为由，暂停从澳洲进口牛肉。该年10月，中国开始通令国内纺织厂“避免使用”澳洲棉，并在11月停止进口澳洲龙虾与煤炭。其后，北京又裁定澳洲葡萄酒存在倾销，对其加征了最高212%的临时反倾销税。

对此，澳洲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分别在2021年、2022年向WTO申诉中国对澳洲大麦（DS598）和葡萄酒（DS602）课征平衡税。但在结果出炉前，澳洲已因北京制裁蒙受损失，不仅失去了大麦的最大出口市场，严重依赖对华出口的澳洲棉花产业也因此受损，澳洲龙虾则失去了最大的海外市场，煤炭也失去了第二大出口市场。从这一视角来看，澳洲加入“对华围堵”虽有获益，包括在美国动员印太的布局下，成了“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AUKUS）的成员，却也同时在经济上严重失血，且暂时无法寻得解方止血。

正因如此，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澳洲的对华姿态有所缓和，便是希望北京能在贸易制裁上手下留情。例如2022年11月阿尔巴尼斯与习近平会晤后，便在稍后的APEC经济领袖会议中暗示，澳洲“极不可能”支持台湾加入CPTPP，不久之后，中国企业在2023年1月恢复进口澳洲煤炭；2023年4月，由于中澳针对“大麦倾销”一事进入协商，澳洲外长黄英贤、贸易部长法雷尔也宣布了暂停此事在WTO的申诉，中方则在8月恢复了澳洲大麦进口；5月法雷尔访问中国，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会晤，并表示此次访问是为“全面恢复澳洲各个领域的对华贸易”，5月18日中国驻澳大使肖千便宣布即日起恢复进口澳洲木材。

从以上发展来看，中澳关系确有触底反弹迹象，未来解冻回暖相当可期。只是配合澳洲的内外情势来看，这次的反弹幅度恐怕有其极限。

首先是内部情势。如前所述，从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多份2023年最新民调来看，澳洲舆论的对华观感与10年前大相迳庭，如今中国在澳洲多数民众眼中，安全威胁的角色分量多过了经济伙伴，即便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对华立场相对务实，希望止损“过度反华”的政经代价，却也不可能全然忽视民意，进行幅度过大的立场修正。

接着是外部环境。众所周知，中澳关系之所以在近年严重低荡，关键还是莫里森政府选择呼应美国的“对华围堵”，换句话说，中美博弈在很大程度上，牵动着中澳关系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视角来看，不论阿尔巴尼斯政府如何务实，澳洲终究还是定锚在“美国阵营”的印太国家，所以阿尔巴尼斯虽能在经贸场域推动中澳回暖，却基本上不可能终止、退出AUKUS等美国主导的军事项目。简单来说，更巧妙的中美平衡可期，“重大让步”恐怕就遥遥无期。

但无论如何，剑拔弩张的中澳关系走向和缓，符合两国当今的政治期待。美国虽不会停止动员澳洲围堵中国，但北京通过2020年开始的一连串经贸制裁，也展现了自己调控、影响中美澳关系的能耐。经历过去几年的底线测试，未来的中美澳三角关系，将以斗争持续、但破坏性更小的方式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