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企业家郭台铭在上个月28日召开的国际记者会上，正式宣布投入2024年总统选战。综观郭台铭自5月17日国民党宣布征召侯友宜之后的种种大动作，包括走基层、到金门、赴美国，参选总统的决定并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郭台铭在面对国际媒体时，对记者调侃的语言和态度，竟如此轻佻，轻佻的背后，也让我们看到新加坡和台湾媒体气质的不同。

郭台铭调侃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到台湾学坏了”，记者会主持人甚至还自以为幽默地说“感谢所有的制造业者”（编按：呼应郭台铭称媒体凭空制造新闻）。一场记者会却得罪了海内外媒体，除了得不偿失之外，也属出师不利。

不过，这不是本文想讨论的主题，我想从郭台铭和这位新加坡媒体记者的对话，来谈台湾媒体和新加坡媒体的不同。

先从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5月发表的“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来看，台湾名列第35，居亚洲之首；新加坡虽然已经由2005年的第140名上升到第129名，但仍在“新闻自由的艰困地区”。

也许就像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说的，新加坡的新闻编采人员扮演的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沟通管道，新闻记者应该与政府合作，共同谋求国家的福祉。

所以在新加坡，媒体如何让政府的运作更为顺畅、更有效率，可能要比挖掘真相、伸张正义来得重要。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新加坡在全球各类评比几乎都是名列前茅，却只有“新闻自由”这一项是排在末段班的原因。

是好是坏，见仁见智，但就像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报告中说的：“台湾基本上尊重新闻自由，但记者受制于一个以煽情与利益为主导的政治两极化媒体环境”，也令人对全然的新闻自由感到忧心。

因此，相对而言，新加坡媒体的主题是严正的，是政治人物参考意见的来源；在台湾，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帜，每一家媒体都有自己的视角，却失去了标准，阅听受众只相信跟自己立场相符合的媒体，在属性相同的同温层里同悲、同喜。但普遍可悲的是，在台湾几乎找不到一家可信任、有是非黑白标准的媒体。

当媒体失去仅存的公信力时，我们会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经济学人》，去找看来比台湾更高一等的媒体，去引用国际媒体的内容，来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可信。这表示台湾已经没有真正值得阅听受众信赖的媒体。

在台湾，同样的新闻事件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报道，当一边的媒体强调要对黑金、酒驾零容忍的时候，另一边的媒体会说：我们应该要让更生人（指释囚）有再生的机会……

糟糕的是，媒体堂而皇之地争取政府标案，向企业提案做置入行销（placement marketing，指以新闻形式推送广告）。当你都穿着别人给的衣服、花别人给你的金钱的时候，怎么讲得出“独立、公正”这四个字？

不是说台湾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前几名，就代表有言论自由，可以随便乱讲，也不代表就值得信任、公正客观。

今时今日，台湾媒体报道的内容，已经是根据媒体的立场、喜好的状况，演变成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样态。就算台湾的新闻自由度排名亚洲第一，但我们根本不敢讲自己的新闻是公正、客观、足以让人信任的，只敢夸耀新闻自由，让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变成一个不可侵犯的天条。

要说“精英媒体”，台湾当然也有，但自从《商业周刊》“独漏”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政见，自以为幽默的用“……”（编按：暗酸侯友宜拿不出政见）替代之后，本以为可以趣味化的内容，一个不小心就变成低俗、自以为是的幽默，变成自毁信誉。当台湾的政治新闻变成抖音化、综艺化、网红化之后，未来何去何从？实在令人担忧。

（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MPAM硕士项目学生 台湾前立法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