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近期到访北京，会晤中国军政高层领导人。一个百岁高龄的美国政治家为中美关系奔波，为人类前途与命运操心，令人感佩。

基辛格不辞年迈与劳顿到北京，意思有三：一、中美关系现状事态严重；二、中美关系对人类前途事关重大；三、希望能够再次如1971年至1972年间作为突破中美关系、转动全球局势的关键人物，为自己人生续写完美尾章。毫无疑问，前二项完全正确，但第三项恐怕是一个误判，因为今日已经物是人非。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雄才大略，基辛格任国务卿，毛泽东、周恩来警惕苏联及勃列日涅夫侵略中国，美国须要联合中国对抗苏联霸权扩张，中美急须合作对付共同敌人，迅速促成建交。但今日美国在全球战略层面，已完全不须要联合北京对付莫斯科，除了控制经贸关系及台海战略风险，对华合作意向基本关闭。

有人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现政治及外交决策层，并没有真正认识与理解美国，也还没有学会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笔者愚见，现美国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想利益优先，另一方面又主张规则优先，对自己讲利益，对全球讲规则，在利益与规则之间摇摆。可以表述为：美国致力于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原则建立由其主导下的全球统一规则体系。因此，美国既讲规则又不讲规则。

美国的政治着眼点有三项：政治体制（理念）、处事规则、发展利益。与美国打交道，离开这三项，只能纠缠于表面，不得要领，而困难重重。

中国对美政治思维仍然停留在寄望于个人因素（观察、拉拢或者利用）上，这恰是中国长期在对美及对欧关系认知与处理上的重大战略失准之处。

中国面临的发展与安全严峻挑战情形，能否实现根本性可持续转化，取决于：一、能否有效破解美国在印太的系统性围堵，转而建立在更高水平上的中美及中美欧发展形态；二、中国国家治理和发展机制是否具有足够的向心力与可复制性；三、能否在未来合理时段内以控制国家发展与安全风险前提下统一台湾。

美国现已在全球战略层面紧密推进阻遏中国，已在印太地区的几乎每一个区域防御与围堵中国。中国任何战略动向，美国都迅速进行战略衔接与控制，弥补漏洞，不让中国切入。

民主法治市场经济是政治文明成果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已向中国提出一系列新问题。中国面临的国家治理改革、发展与安全及两岸统一等议程，无一不紧迫。当下最要紧的是，在政治、外交、经贸关系处理及军事反应能力上，不能很好地适应综合挑战。全球正在急剧转型，中国需要有国家治理和发展及面向全球未来的突破性新格局、新举措、新作为。

西方近代政治文明成果并非欧美排他性专属，恰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

人类应当重视的是，如何使东西方文明相融兼用，更好地走向未来，而不是固己排异，偏执自限。孟德斯鸠的法治与三权分立学说，洛克的生命、财产与自由理论，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孔子的“天下大同”，孟子的仁政，这些与牛顿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皆是东西方人类由古及今，由今及远，认识宇宙运行法则并创建人类美好生活环境的真理探索，不应有地理国别排异，更不可有所谓的意识形态偏执。人类全球，山水相隔，精神一体。

近现代欧洲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杰出贡献是：一、权力制约与制衡（民主政治）；二、法治（规则）社会；三、市场经济（或者说私有化与福利社会兼顾）。这三者，针对社会治理效能的表达逻辑清晰而完整，是人类社会发展迄今十分显著的政治文明成果。

中国在漫长的社会治理实践中，产生许多优秀政治理论，如仁政、道义、取贤，但长期围绕在君权及贤人治国（人治）思维上打转，没有从根本上着力于打造治理体制的力量，缺乏在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与自由市场这三大社会治理基石的根本性系统建构上，全面践行，这正是中国迄现综合竞争及可持续发展与反应能力仍然滞后的症结所在。

中国历经2000多年漫长封建政制后，在20世纪上半叶经由内战与政治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标识下的发展理念。但在“社会主义”其实并无具体政治理论及规则之下，实际建立的是中国封建政制遗留与探索中的“社会主义”政制的杂糅。改革开放40年，又陆续添加了诸如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西方政治元素，现成为兼有中国封建政制遗留、近代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理论，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的混合政体，邓小平名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政治文明已深入人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体，与纯粹由西方政治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民主、法治与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明显不同，并还在根据一些个人政治建树（思维）继续演化，也将与西方政体进行缠斗。这也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仍将继续。但无论如何，政治文明已在中国学术、教育与新生代政务人员中深入人心。

中国传统武术界有一条秘诀，要战胜对手就要向对手（不同门派）拜（偷）师习艺，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与对手和合，成为合作伙伴。若将此应用于国家治理和发展，也完全同理。

中美良性关系的真正建设，甚至可说还没有起步或仅处于初始阶段。中国期望战胜或说不受美国制约，关键在于能否果敢汲取美欧之长，建立起有利于充分释放全民创造力，且优于美国的治理和发展政体。

中国应当融入世界，应以什么方式融汇；美国必须与中国共处于这个世界，应以什么心态及方式相处，这是中美两国及全人类面临的两个大问题。但如果两国能将这两个问题转化成两个相向而行的议程，即着手建构中美如何现实相处的行动框架，而不是不断生发问题和障碍，则两国间的关系顺畅及全球间的关系和发展环境顺畅，就会呈现。

战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荀况在《荀子.解蔽》篇中写道：“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这段话说的是：人容易犯的错误是，被事物局部所蒙蔽而不明白事关全局的大道理……世上没有两个天道，圣者对天道不怀二心。

基辛格在其《领导力：世界战略六项研究》一书中谈到李光耀曾对中国提出建议：中国是一个大国，做一个什么样的大国须深思熟虑，要学会做大国。这句话，言近旨远，显示李光耀对人类社会存在与运行有着深邃思索。

美国的存在及其发展体系，不会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同理，中国现在的发展逻辑，也不会因美国人的好恶产生决定性改变。鉴于人类理性大道，中美及人类各区域发展体之间，惟有相容不拒、辩而不破、存异不敌且相爱相扶，才是惟一可持续发展的正道、坦途。

作者是北京国情国策研究机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