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香港政府以“开心香港”为名举办一连串活动，尝试在疫后恢复社会气氛和活力。讽刺的是，一连串不幸事件和数据，恰恰反映出社会气氛低落，市民精神健康不佳，香港未必开心得起来。

最轰动的事件，要算是6月一名精神病汉在香港荷里活广场随机斩人，造成两名无辜路人身亡，整个香港人心惶惶。港府尝试亡羊补牢，承诺扩大精神健康服务支援，加派人手和扩大对社工的培训。但却引来一些质疑，尤其精神健康服务人手紧张，短期内似难大幅增加。

港人精神健康低落岂止单一事件呈现。2022年“全港精神健康指数”，港人平均分仅47.62分，连续五年低于52分的合格水平。放诸海外，香港各项相关指标在邻近地区中垫底，快乐指数以10分为满分，香港仅得5.6分，区内包尾；信诺“360°全球健康指数”，香港的身心健康指数56.1分，低于亚太地区平均的63.6分。撒马利亚会的研究，亦指去年香港有逾1080宗自杀死亡个案，每10万人有约14人轻生，人数与比率均创2007年以来新高，自杀情况不容忽视。

随机斩人、精神健康指数低落、自杀数字上升，到底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事实上，发达地区总有些通病，如竞争激烈、生活节奏急促等，均会影响居民精神健康。然而，香港落后于邻近发达国家及地区，反映问题并非仅仅出自这些“发达病”，而是有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不足。一方面可能是社会气氛仍未能从纷争中复原，另一方面，香港的精神健康政策亦有明显的缺陷。

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目前对精神健康支援采“分层护理模式”，即把相关服务当成一座金字塔，从底部的普罗大众，到轻度及中度的精神困扰，再到金字塔顶端的严重精神问题，从轻到重提供相应的预防措施和支援。换句话说，精神健康服务不止是针对精神病患者，而是从全民的层面制定措施，以便及早察觉和适时介入，避免因为缺乏支援而使问题被忽略乃至恶化。

尽管香港一直有声音倡议，跟从上述模式制定精神健康政策，却被认定为难以实现，人手和服务容量不足是主要原因。香港提供精神健康服务侧重于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和社工，但前两者执业人数少，且培训需时，难以短时间内增加数量。社工数量尽管较前两者多，但亦须要足够培训和实习后方能执业，亦非所有社工受训后都专责处理精神健康工作。

据2017年4月公布的《精神健康检讨报告》，提到香港在第一层和第二层所提供的服务容量和能力有限，无法照顾整体市民的需要，致患者过于依赖第三层服务。但第三层的专业人员亦要兼顾上一层的工作，且数量有限，整体而言限制了处理精神健康个案的能力。

但与其说精神健康服务人手不足，不如说香港政府在人才运用上执着于既定框架，没有充分运用已有人才。其中，辅导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辅导员是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以外，专责于心理辅导和介入的一个专业。虽没有诊症资格，但可以为有情绪困扰人士提供支援，防止精神问题恶化。他们的存在能分担顶层压力，提供第一层的预防和教育工作，同时提供第二层的针对性的介入服务。

香港现有至少六家大学开办辅导学士或硕士课程，加上其他专上学院的课程，粗略估算，每年毕业生至少有四五百人之多，无疑是庞大的人力资源。但辅导员在香港没有受广泛承认的专业认证，政府也没有相关就业机会，导致就业市场职位不足，加上工资不高，令不少毕业生对辅导工作却步。

笔者作为辅导硕士毕业生的一员，观察到毕业后想成为全职辅导员的同学并不算多。问及原因，一是难以寻找相关工作，且薪金不足以吸引他们离开原有专业范畴。也有同学选择再读一个社工学位，皆因注册社工比辅导硕士更易寻找辅导工作。受训和实习后，辅导员仍要靠一个社工牌照去证明自己，实在令人唏嘘，亦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

钻石山惨剧发生两个多月后，邻近的慈云山慈正村再有谋杀惨案发生。一名六旬男子疑因噪音问题，将楼上一名八旬老妇斩杀后再自杀。老妇的家属表示，凶手生前行为怪异，一口咬定老妇制造噪音，并不断滋扰和跟踪她，甚至发出死亡恐吓。尽管凶手生前没有精神病记录，这些举动令老妇家人怀疑凶手有精神问题。果真如此，这又是一宗因为精神问题没有及早发现和治疗而产生的悲剧。

亚洲各国近年对公众精神健康关注度有所提升，也提出相应支援措施，例如新加坡积极训练家庭医生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援和服务转介。香港政府若不反思精神健康政策，从服务容量和人手运用等方面改变旧有思维模式，就算有再多投入，无法有效运用，也只会令香港沦为精神健康政策的负面教材。

作者是香港文字工作者，兼职心理辅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