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于8月9日签署行政令，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主体在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并要求投资者就其他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在华投资情况进行通报。笔者认为，美国新的投资限制令，将会对中国科技企业在上述领域的发展造成影响，但重点不在于资金，而在于美国投资者背后的创新生态系统。

中国企业并不缺乏资金。中国政府一直以补贴和政府引导基金的方式，对高科技行业的发展给予大力扶持。2023年，即使在外资断崖式下滑的背景下，相关投资也并未下降。比如半导体行业，全球第四大半导体设备公司东京电子营收中的中国占比，从2022年的23%，快速上升到2023年第二季度的39%，背景即是中国企业不断扩大的面向成熟制程的设备投资。

限制令真正的重点，在于它通过限制投资，以及强化信息监管的方式，大幅削弱中国科技企业进入美国投资者背后的、强大的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可能性。

现代高科技行业的特点是开放式创新。企业很少在组织内部完成全部创新活动，而是通过和高校、科研机构、大企业、初创企业、同行，以及不同行业企业的交流、互动、合作，不断吸取外部资源，拓展自身产品和技术的应用场景，实现协同创新。这一生态系统是培育现代科企的宝贵土壤。

投资中国科技行业的美国资本主要有两大类，都处于全球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第一类是红衫中国、海纳亚洲这样的全球顶级风投的中国分支。以红杉中国为例，投资对象囊括包括美团、拼多多、药明康德、字节跳动、SHEIN在内的一大批知名科企。仅2017年以来，红衫中国就在科技、消费、医疗健康三大领域投资了900家以上具高发展潜力的企业。红衫这样的顶级风投，通过遍布全球高科技行业的广泛人脉和商业网络，不仅能帮助投资对象获取行业发展的关键信息和经营资源，而且可以推动不同行业和背景的投资对象之间开展合作，实现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产生意想不到的创新成果。

美国对华科技投资的第二类主体，是高通、英特尔等科企主导的投资基金。这些企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他们往往通过投资初创企业，打造围绕自身技术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以高通为例，作为移动通讯领域的龙头企业，在华投资对象主要聚焦在围绕5G通讯的四个方面，即AI+5G、XR+5G、机器人/自动驾驶+5G以及物联网+5G。在提供资金的同时，高通利用自身的技术资源，与投资对象开展战略合作。比如说，高通和毫末智行联合开发了全球算力最高的可量产自动驾驶计算平台。截至2021年，高通创投完成对70家以上中国企业的投资，其中至少10家已经成长为独角兽。

美国政府投资限制令的要害之处，在于人为阻断了在相关敏感领域，中国企业继续进入美资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机会。这将造成双输局面。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与生态系统内的各类创新主体广泛接触，获取新技术和其他创新资源的机会将大幅减少。对美国投资者来说，不仅仅投资收益，创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也将显著下降。

美国政府的限制令将迫使部分美元基金分拆中国业务。比如红衫资本，已经正式发布计划，把基金分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三个独立合作伙伴，三家新风投公司将不再相互投资，也不再分享投资利润。

限制令还会促使中国进一步培育并强化自身的创新生态系统。随着这一生态系统的进化，在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在内的前沿科技领域，中国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路线。最终，全球高科技行业在最前沿、最敏感的部分，很有可能呈现出“一个世界，两个体系”（One world, two systems）的独特景象。

作者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