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就连中国知名微信公众号作者“靖海侯”本人（无论这个ID背后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团队）都没有想到，在7月9日发布的《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一文，会引发港九内外如此高度和波澜起伏的关注与解读，以至于“靖海侯”公众号不得不于7月20日发布《借题发挥，莫成了“软对抗”》一文，对前述文章进行澄清，试图为《我》文中饱受争议的观点，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类解读，以原作者之尊，进行一次“靖海澄疆”。

其实，如果人们通篇细读《我》文，并对今日之“大势”及北京对港执政逻辑有深刻认知，便不必然会产生前述的争论，在（尤其是香港）舆论界出现一场由“靖海侯”而产生的幻象，以至于须要原作者以《借》文再次强调《我》文的架构与落脚点，并强烈否定争论中“以偏概全”放大《我》文部分观点的倾向。

时移“势”易　唯物为尊

细读《我》文，则会发现该文的核心观点与立意，在于为港版国安法施行以来、一以贯之的治港政策保驾护航，同时翦除横生的枝节，就像是驾车，在把稳方向盘的同时，对因为各种原因而略微使车辆行驶方向偏离中心线的现象，进行微调以导正，旁观者不能因为看到司机在导正过程中，对方向盘做出的细微调整动作，而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认为整个车辆将改弦更张。

事实上，当今中国中央政府治港的思路与道路，在港版国安法施行前后，早已经由“大势”而确定下来，不存在任何部分论者所“期望”的改弦更张。即使“靖海侯”背后有人“发功”以促成《我》文之发表，也仅仅是出于当今治港政策行稳致远之考量，而非复辟复古。

现代中国由唯物论者执政。唯物论者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其赖以作成政策的先期考察调研，也必然是依据唯物的、现实主义的判断标准。中文有一个不精确却又流传千古的概念，那就是“势”。

“一国两制”理念应用于香港之初，执政者综合考量彼时自身的国力及其与国际对手的对比、国际形势、香港能在彼时对全中国起到的作用等实实在在的现实因素，框定了“五十年不变”的大原则。回归之初，在制定治港政策、实际执行治港政策及处理治理细节时，同样是以世纪之交时，上述现实因素的情况而行事，譬如2003年在面对反“二十三条”立法运动时的“软退让”“软妥协”。

但是，到了2014年“占中”及2019年“反送中”（两次运动可以被视为同一个历史高潮中的两个波峰），中国自身国力、中国与主要国际对手的国力对比、香港在已蓬勃发展数十年的中国版图中的地位，和国家对她的需要优先级等现实因素，均较邓时代乃至江胡时代有了巨大改变，时移“势”易，攻守之势异也，还拿多年以来习以为常的旧思路去看待新时代的“势”，便不合时宜，这也是该两次运动的参与者预期失落的根本原因。中央治港思路从条件受限时的妥协，转变为条件充足时的亮剑，这就是港版国安法行稳致远的唯物论根基。

理解了天下大势已变，理解了执政者是以唯物论看待世间万物、而非死抱教条的思维模式，便不会因为一篇《我》文而出现“靖海侯幻象”，臆想着是不是一切能“再回到从前”，继续沉湎于所谓“昔日美好时光”（good old days）的迷梦中。

幻象的物质基础

虽然围绕《我》文产生了幻象，但从唯物论角度观之，这种幻象确有其“物质基础”。这就是香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表现出的（暂时但客观存在的）不适应。

上溯至1840年代，英国人第一次将彼时仍然门可罗雀的珠江口小岛“开辟”成为一个试图使其货物进入中国贸易网络的跳板伊始，时光荏苒一个半多世纪，香港“完美避开”了“北方”几乎所有的剧变。英国人对香港基于功利性的“价值漠视”，使其没有对香港进行试图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改造，而放任它在世界大潮中慢慢演化，使得香港百多年来都是在一种“潜移默化”而非“改朝换代”中行进。

但这种丽池酒店式的歌舞升平，是建立在香港距离殖民母国极远、被殖民者待之以极大功利性、长期漠视其价值观改造的基础上的。一旦回归祖国，她就不再是一块遥远的、充满异域风情的、有用就用没用连援军都不舍得派的殖民地，而必然被整合纳入整个国家的发展潮流和价值体系之中。由此，国家对香港进行价值观改造，对于国家而言是应有之义，对于香港则是必由之路。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香港不得不与过去百多年来精神领域“冇王管”的思维惯性说bye-bye，这一变局使得很多人（包括习惯与至高权力结盟的建制派，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英国人那里也曾经很吃香）不适应，造成了作成“靖海侯幻象”的现实基础。

这也就是《我》文主要的立足点所在：以港版国安法为基础的新时代治港思路，如果想行稳致远，就须要尽可能消除其中“消极落实”“低级红高级黑”“宁左勿右”的因素，使香港不可逆但平稳地完成“三大改造”（只是借用概念，并无特指，况且《基本法》里“不变”的时效已过半，早晚都得开始做），软着陆为新形“势”下国家所需之样貌。

大“势”已定，没有后悔，没有U-turn，只不过手法要精细。

作者是北京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