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一系列舆论事件迭出，触目惊心的并非只有当事者之行为逾矩，更应思考的是，何以此类事件呈现如此之社会影响力。舆论迅速发酵乃至不可收拾的背后，意味着当下舆论法庭之存在，而“法庭”之所以为“法庭”，是指它已对司法过程深度介入，造成较大之压力。

舆论与司法之结合早见于功利主义理念，所谓功利主义司法哲学，在19世纪西方剧烈之现代化进程中，曾非常突出，诉求于司法惩戒的目的，在于其对社会影响之震慑力，将民意和舆论的满足，视作司法本身的社会教育效果。司法既是达成震慑之工具，亦为教育展示之仪式。这种哲学理念，是伴随社会剧烈变动所带来之国民心态浮躁无定，当下中国也是如此，所谓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成为时尚，舆论法庭则伴随着人心之失序而产生。

这种国民之无定心态，也是后发国家之常态，绝非中国特例，导源于所谓“后发定势”，主要指后发国家具有之思维惯式，即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减少的“试错成本”，构成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但如果进入相持阶段，则会构成“后发定势”：一方面，由于未经试错，后发国家的社会缺乏必要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国家在追赶期具有明确方向感，但一旦进入持平阶段，这种“与别人对比”获得的方向感，便会转化为“效率上胜别人一筹”之自信心。

二者造成的是后发国家的盲目与浮躁，诉诸社会，则是泛起民粹主义；诉诸外交，则容易酿成民族主义。所谓民粹与民族，皆是刀刃向外之心态，其诉诸之族群同一性，依赖于外向刀刃之铺路，这种解构力，已见之舆论层面的集体审判法庭，贯彻功利主义司法哲学，务求审判本身之震慑与教育二重性，司法本身不过用来祭奠此“刀”的工具而已。

但任何司法事项，或许最好还是回归程序本位，依据相应的法理法条合规，加以定义之，司法部门保持隔绝于社会舆论之超然与中立。作为人文精神之捍卫者，更应端正程序本位与司法中立，不宜随波逐流，当如何判责即如何判责。

一般而言，法律而非民意之准绳，能实现更好的正义，前提是要维系立法意志本身的良善性，而一部“善法”结合法官之司法训练与道德良心，其实胜过浮躁无定之大众人心。后者多变而又容易成为集体之乘法效应，诉诸激进与极端，在后发国家之“后发定式”中，俨然已构成一把“利刃”，刀刃向外，不避亲疏，往往在舆论之大火后，留下一片狼藉。在功利主义的可能性语境下，每一个原子人均可能构成牺牲之少数，此种舆论法庭即是“一切人对一切人之审判”。

中华民族异于诸民族的要件之一，在于文明传承之道德色彩，政治依据德性运作，位阶依据品德界定，是非高低皆系于道德尊卑，所谓“天地君亲师”无不沾染道德二字，其对于社会生活是关键的。道德概念与存在之“常态化”，使得道德不是如西方社会般纯粹作为评判之尺度，而易流变为斗争之工具：当事人道德之瑕疵，构成舆论法庭成立的理由，亦构成此法庭介入司法进程之自然结果。但舆论法庭的存在，或许更易消解社会道德存在的事实：每一个人在道德上绝非无瑕，舆论法庭不过是“一切人对一切人之审判”，其实对社会所依据之道德内核造成冲击。无人能承接这种完全意义的道德审判，则在舆论法庭审判中，或许释放更多的是兽性而非人性。

作者是上海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