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华裔二代在欧美社会走入职场，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学业上的优异和名校学位的加持，似乎并未保证亚裔二代在社会上获得充分的成长空间。一个亚裔博士在职场可能被看作“永远不是做管理的料”，作为群体的亚裔年轻人往往会被看成“没有名字，没有面孔”，也即一个模糊的、没有个性和辨识度的群体。

在近期美国一篇关注这一问题的英文文章中，华裔作者再次用数据提醒读者：“亚裔在美国人口中占大约5%，但在企业管理层中仅占0.3%，在董事会中还占不到1%，在大学校长中占约2%。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仅有九名亚裔总裁（CEO）。”

当然，这个统计及背后蕴含的问题早已不新鲜，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反思和争议一直在进行。但在笔者看来，这篇最新的文章揭示了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一，华裔的家庭教育不鼓励孩子说话，表达自己观点，而是期待孩子闭嘴，服从父母的意见和安排。这可能是多数华裔及整个东亚裔家庭教育子女的通病，即用父母的头脑代替孩子的头脑，不去平等地听取孩子的意见，极少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平等对话，并反省父母自身的知识和视野局限。长此以往，孩子就把顺从和服从，而不是合理的怀疑、挑战、创新当成规范，也缺少某种宏观视野，逐渐沦为纯技术型人才。要改变这个现状，华裔父母必须改善某些不加反思的“传统”文化行为，鼓励孩子独立思考，适度怀疑权威，把沟通和说服当成必要的能力，并习惯和未成年子女交流、对话，听取孩子意见。

白人有意识的自我角色定位

第二个问题则似乎少有人注意到，即美国白人自身的角色定位和自我暗示。这篇文章的作者及访谈的华裔二代非常敏锐地注意到：“白人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直觉——要给人一种他们只会去做真正重要的工作的印象。这种傲慢却是亚裔不曾被灌输的。”笔者认为，这一认知，恰恰只有在美国出生长大，对美国社会文化有更深刻认识的二代才能达到。因为华裔第一代往往很容易生活在感恩美国多元化给自己提供生存机会的心态中，对美国社会的认识流于表面，看不到在权力网络中，优势族群是如何巧妙地把自己放在最重要位置上，并掌控全局，让少数族裔逐渐失去改变的勇气。

作为长期关注亚裔在美国社会处境的观察者，笔者很早就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到，美国白人极善于掌控和垄断“真正重要的工作”，并从一开始，在心态上就把自己置于绝对强势地位。

美国人在日常商业行为中，经常强调自己“不做什么”，而非大包大揽，什么都做，以“拒绝”来显示出一种优越性。在接洽过程中，总是下意识地强调自己特别忙碌，特别受欢迎，等待的人特别多，造成一种顾客必须放低自己来求他的印象，而绝不会显出是自己渴求客人上门，即非常善于待价而沽。

当美国人经营非连锁的本地餐饮业时，往往把原本非常简单易做的食物如三明治，标上很高的价格，这样在单位时间里赚到的钱，足够让业者只开半天店，其他时间去休息。这和中国餐馆配料复杂、须要站在锅灶面前从早到晚高强度不停翻炒、又价格廉宜，形成绝大区别。事实上，在笔者周围，中餐馆的老板（往往也兼任厨师）几乎都在壮年以各类疾病收场，转让店面。本地一个提前关店的店主对笔者说，在她加入的一个中餐馆老板微信群里，很多人都患了癌症，她自己的店，也遇到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家庭成员积劳成疾的问题。

除了笔者的一些体验和观察，所读过的学术研究，也佐证了这种维持白人心理和现实优势的文化传统。

在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编辑的文集，名著《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中，一位作者就明确指出，在19世纪末的非洲，来自英国的殖民者从一开始就通过绅士和专业人士移植和发明的传统，来强化自身的统治地位，并通过在殖民地重建的“新传统”，以欧洲旧传统的继承人身份巩固优势地位。这种文化地位又得到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背书。

在这一系列操作下，来自英国的农场主（farmers）从一开始就不是、也没有把自己看成辛苦劳作的农民（peasants），而是英式绅士农场主（gentleman farmers），他们通过控制非洲黑人和早期荷兰裔移民（Afrikaner）的劳作，以及自己的经营和贸易来获利。

当然，民族和族群优势地位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但以上事例如果结合当下美国亚裔对自身地位和家庭教育的反思，还是有相当启发意义的。

亚裔家庭教育必须改变

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两点值得思考。首先，亚裔的家庭教育，必须改变只知顺从而不善交流的痼疾，不仅要重视孩子的意见表达、与父母的沟通，也要重视调整孩子和学校的关系。要保护孩子在校内的权益，提醒孩子注意学校和教职员可能实施的不平等待遇或侵害，而且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从而提升自信。

第二，由于已经意识到强势族群很大程度上拥有强大的心理优势，和“舍我其谁”的自我暗示，即上述华裔作者所强调的“只做真正重要工作”的“傲慢”，华裔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也应该有相应对策，至少要知道这是对方长期的历史传统。由此，华裔父母不必用过度谦逊和低调的传统价值来教育孩子，也要慢慢走出“感恩多元化”的低位心理定势。假如美国普通白人即使装都要装出“只做大事”的外表，华裔孩子当然也可以从小就分辨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而非仅仅得高分、得奖、进名校，而是可以做一个当仁不让、“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的人。

在美国人的语言习惯中，“领导力”（leadership）是个很常见的正面词语，包含个人魅力、管理能力、沟通能力、远见、初创和新建的能力，以及对现有体制进行建设性批评和改进的能力等诸多因素。当亚裔往往被视为缺乏“领导力”的同时，的确不排除美国本土白人有一种为了刻意维持心理高位，把表现“领导力”的机会全部收归自己，从而垄断“领导力”，并让亚裔永远担任不必太多宏观思考的机器人角色的潜意识。这和英国殖民者在南非进行的社会分工是一致的。

假如西方社会的族群政治意味着利益和权利的无尽博弈和自我赋权，鼓励华裔二代看清这种政治的实质和一些惯用手法，更清醒地为自己尽可能赢得优势地位而进行更积极的自我暗示，是有益无害的。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