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从业人员，笔者一向相信，高等教育状况和动向，是观察和研究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美国高等教育的危机，更是一个追踪美国社会变动的窗口。

在中国教育体制下，非职业类的中等教育，默认以考上大学为教学目的，考不上再重考；职业高中也开始和大学教育衔接。相比之下，美国的教育体制是更多元、多变，也不断受到社会的审视。

美国大学本科要求的考试一般为SAT和ACT两种，但两种考试可以由学生任选，而且一年有多次考试机会，申请时辅以个人陈述、家庭背景、各种社会参与和获奖等情况，因而录取所考察的内容非常多元，而且不乏基于社会政治考量而实施的平衡族裔比例的平权政策。最新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大学开始取消对上述两项考试的强制要求，申请者可以选择提交分数，也可以选择不提交分数。

由于SAT和ACT考试注重学生对英语的精细理解，有的题目甚至要求学生达到文字编辑一般的英文修改能力，也注重考察扎实的数学和科学知识，能在考试中取得高分的学生，确实是在学术上超越一般公立高中里学习平庸的学生。但是，取消考试一方面导致申请大学人数增多，因为可以绕过令人头疼的答题和考试，另一方面也导致捍卫大学学术水平的人，对学生学术水准降低的担忧。

技工和大学生薪酬差距不大

同时，由于美国一般公立高中并不以“进大学”为唯一目标，就会在高中四年中，不断引导不向往大学教育的学生选择职业培训道路。高中生可以在高中选择一些实用技术类课程，并在学校安排下，参观高中毕业后可以报名的本地职业技术学校，预备在这种学校学习电脑维修、木工、电工、文秘等技能。这种训练显然适合对做题和考试并不擅长、更喜欢动手的学生。

美国技术工人的薪酬和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薪酬，平均来说并没有很大区别，接受四年大学教育还必须支付日益高昂的学费。全美2021年家庭年收入中间值仅7万1000美元（约9万4000新元），但不少私立大学一年的全部费用，已经接近甚至超过这一数目，即使有部分奖学金资助，家庭还是要承担相当的压力。这导致美国人不断产生“读大学究竟值不值得”的疑问。

这一质疑当然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如果大学教育意味着为了入学而进行长期学术准备，在四年中持续支付高昂学费和生活费，美国大学的住宿和餐饮服务又是学校商业化经营的一种盈利手段，并在毕业后要长时间偿还学费贷款，父母的确有权利反思这一切的成本投入，究竟值不值得。

然而，高等教育毕竟又有超越一般消费行为的一面。大学文凭，特别是名校文凭，能提升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增强长远意义上的竞争力。大学四年的经历，让很多学生拓展视野，学习前沿知识和理论，接触多元文化，参与社团活动，有机会到其他国家交流访问，能对本学科进行深入钻研，结识志同道合的大学同学，加入庞大的校友群，产生引导和改变社会的意识。

在这种教育之后，大学毕业生和普通水电工人比起来，即使收入相差不多，人生轨迹和眼界确实还是不太一样，但这部分经历又很难用金钱去衡量。值不值得，取决于个人潜质、价值取向，以及人生定位。

形塑民主制度重要一环

美国的高等教育从业者，非常清楚高等教育在提升美国人的社会层级和认知层次方面的价值。在大学的自我目标设定中，一般都会强调，大学教育是形塑民主制度下现代公民的重要一环。在这里，美国人原则上坚持人人平等，对公民的投票权只设定年龄下限，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人似乎也认为，真正高质量和稳定持续的民主，还是要植根于具有充分信息来源、分析能力，和深度批判思维的人群。

笔者认为，这两个层次的并行不悖，其实回答了不少中国友人和关注美国的中国人，对于讲究“平等”的美国是不是奉行“精英主义”的疑问。笔者希望尝试对此进行简要的回答：美国的普遍选举制，和每个人，不论学历高低，都有表达个人观点的权利的原则，确保了每个公民至少形式上平等的自由表达权、信息获取权，以及政治参与权，或者保障了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下限。

但是，这个制度的高质量运行，以及社会、经济、技术的不断创新、修正、重新确立方向，的确必须依赖少数精英。他们如同带动社会前进的火车头，也正是他们的水准，代表了一个国家所能达到的上限。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的教育和政治，事实上必然是相当“精英主义”的。

然而，美国的精英主义和反智主义两股潮流，也一直在暗战。不论是在实际生活还是社交媒体中，笔者都遇到过质疑大学教育缺少实际价值的美国人。在冠病疫情之后，社会的总体趋势似乎是怀疑高等教育价值的思潮进一步抬头。

据调查，在2013年时，53%美国受访者看好大学教育，持负面观点的比率为40%，而到2017年，不认同此观点的比率则上升至47%。在疫情冲击和观念改变的背景下，过去10年间，美国大学注册人数下降了15%，就读技能培训学校的人数却急速增加，很多大学开始倒闭，或者学生人数锐减，并须要在社会和市场压力下，不断就高等教育的价值自我辩护。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说，就是“读书无用论”回潮。

在笔者生活的宾夕法尼亚州，人口老龄化和适龄青少年人数不断减少，则成为导致高校生源减少的另一个诱因。在这一过程中，又出现一种微妙的性别比的变化。目前的统计数据几乎一致指向一个现实，即大学女生数量在超过男生，越来越多男生对过于学术化和研究化的大学教育失去耐性。

维系大学行政系统成本过高

以笔者作为高等教育直接从业者，又非美国土生人士的眼光来看，美国大学用于维系行政系统，以及学生综合服务的成本过高，是抬高学费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美国大学同样存在类似中国高校那种教学和行政之间的张力；由于美国高校的商业化运作，行政团队类似于官僚化的公司管理层，享有高度特权和高额的薪酬，如果必须裁员，管理层只裁一线教学人员和基层秘书，不裁自己，除非是整个学校破产，同归于尽。

因而，在美国大学里，教授和担任教学助理的博士罢教罢工并不鲜见。但在作为消费者的学生眼里，除了对学费、住宿费、餐饮的抱怨以外，一般来说，对教授的抱怨并不多，但对行政层的不满却相当普遍。

在美国高等教育危机的冲击下，高校不得不对社会的实际需要做出回应，在学科设置、系科合并方面不断改革，不同大学之间，也时有因人数不足而合并的案例。预期随着一般人工智能的应用，美国高校还将经历一系列变革，围绕接受四年系统而全面的高等教育“值不值得”的辩论，也将一直持续下去。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