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谋划事务不局限于一事一时,而考虑到各种因素之间的综合联系及变化趋势。关于战略能力,中国有一句话十分经典: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中国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不时会提及这句话。此话语意很简明,但实行起来很困难。因为,眼前利益很容易蔽障一个人、一个组织乃至一个国家的全局视野与长远考虑。
中国发展的全球视野与长远考虑,至少应当涵盖或回应三大主题:一、中国现在与未来在全球发展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二、中国是否要成为全球一流国家,及如何成就?三、人类的未来及中华民族的未来该往何处去,及两者间的关系如何?若不能对这三方面问题作出合乎事物发展因果的深层次谋划,便不足以言国家及全球战略。
中国若要深层次谋划好这三方面的系统发展战略,就必须认真思考并切实部署与美欧之间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关系。
在任何情形下,中国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全球发展与变革的现实秩序、体系、节奏,须及时洞察且紧紧抓住国内与全球两个治理和发展大局,才不至于出现发展与安全被动。
中国目前恐怕还不能奢望脱离美国主导的全球基本体系,独自创建新体系。中美欧之间,美欧需要中国的主要是市场,中国需要美欧的主要是科技,一者彼此需求存在,二者彼此间的需求层次存在差异。中国的发展与安全优化,须要充分考虑与美欧之间的种种关系因素,仔细衡量对俄政策。
中国战略思想鼻祖王诩(鬼谷子)在《鬼谷子·谋篇》里写道:“亡不可以为存,危不可以为安。”意思是,国家一旦灭亡,很难再复兴;一旦危乱,很难再安定。俄罗斯面临的处境,并非因取于正道而遭外来欺凌所致,恰是因取于危道而必趋衰败。面对人间如此是非兴亡大道抉择,中国须作出全面综合考虑的是:一者不惧美;二者不寄厚望且“过分”亲近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涉嫌战争罪的个人及国家;三者认清正道主流。
简单梳理一下中美俄三国的源起及发展路径,也许就能找到一些深层次事物发展的认识根据。实际上,中美之间除了意识形态与整体实力差异之外,发展观与安全观理念上并不明显冲突;但美俄之间存在着在发展观与安全观上的水火不容之态。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新时代发展观是脱贫、科教兴国、市场经济、乡村振兴、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及智造,纳入民主、自由、法治等人类共同价值观。中国主张普遍安全观,始终秉持不对外侵略扩张的人文及政治理念,推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俄罗斯国家源起于莫斯科公国,以军事手段起家,以野蛮侵略开路,自莫斯科公国伊凡一世开始,到现代国家苏联和现今俄罗斯,侵略者的身份标识始终粘贴在俄罗斯民族身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被形容为“战斗民族”。
美利坚民族从英国殖民者手中独立建国,在史上率先继承与发展了文艺复兴产生的政治文明理论成就,以民主政治与法治理念用之于国家建构和治理,制订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首任总统华盛顿创设了美国总统不担任超过两届的宪法先例,为美国政治自新纠错机制奠定法律基础。
美国建国后,开发西部,发展海上贸易,引进西欧科技,大批欧洲人才涌入。1860年,美国工业总值已居全球第四。1917年4月,美国因被德国潜艇击沉船只而放弃中立,对德宣战,随后开始在全球扮演新角色。一战后,美国由60亿美元债务国转变成100亿美元债权国,成为全球最富国家。二战爆发,美国仍持中立,因日本偷袭珍珠港对日宣战,卷入二战。期间,美国倡议组建联合国,协同英、苏主导二战进程。战后,主导组建北约,出资200多亿美元(包括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拖垮华约,致苏联解体。
进入21世纪,面对中国崛起,美国战略重点从欧洲转至亚太。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政策,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拜登继续推升对华竞争战略烈度,建立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美英澳安全伙伴(AUKUS)多边政、军及外交合作机制,与韩日印澳签订一系列双边及多边军事盟约以组建“亚洲小北约”架构。
美欧击垮俄罗斯影响深远
我们可以得出基本认识,美国的安全观是谋求在全球事务及发展理念上,与其高效快速可持续的国家发展目标相协同。俄罗斯的“发展”观建立在以军事扩张、核恐吓为基本手段的狭隘民族“安全”观基础上,显然是短视而不可持续的。美俄之间在发展、安全与社会价值观上的认知与战略能力,高下等差分明,水火不相容。一旦历史机遇具备,两个国家必然是你死我活。华盛顿断然不会错失普京特意送上门的俄乌战争这一份历史性大礼。
美国领导北约若在军事上打败俄军,意味着美欧国家集团在现阶段从根本上击垮了俄罗斯民族的基本“发展”技能,并将使人类全球的发展方向,发生影响深远的重新建构。
据有关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透露,美欧已“非常接近严肃讨论派兵进入乌克兰”。美国击垮俄罗斯至少有三重收益:一、获得经济利益,乌克兰战后重建及欧洲能源与粮食需求;二、巩固与加强在北约和欧盟体系中的领导力;三、获得包括联合国机构改革在内的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主导权。
俄罗斯的国家信用与竞争力已基本丧失,未来会出现的两大可能是:一、丧失联合国常任席位;二、在政治与经济发展上,长期依附于中国。
在下一个全球治理时代转型过程中,很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或者由美国一极,或者由中美二极。全球发展态势实际上已向中国提出十分现实的命题:中国是否准备好在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担负起形成中美二极局面中,在政治、经济、科技与军事上的自我角色?
中国目前一方面急须有效提升经济与科技发展速度和品质,及全面国家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却又面临国内及国际大环境种种严重制约。中国仍处于须要深化治理体制建设与发展能力提升的转型时期,迅速促进并提升全民创造力的国家治理能力是关键任务。有两个发展理念必须正确理清,这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与“人民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涵盖显然更为科学,包括大陆、港澳台及全球友好国家。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发展与安全情势,需要全面及公正的人才战略机制,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均等机会,去寻找奋斗方向与展现才华,以如此人才战略机制为基础发展环境的中国,想找到一个强大的敌人都恐怕会很难!
作者是北京国情国策研究机构学者